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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佛窟和它的年輕守護者_莫高窟

  • 小白兔

  • 2019-04-26 22:27:20

敦煌醒得遲。

因為地理位置靠西,清晨的太陽能把樹影拉得老長。八點三十分,陸佳瑜趕到市區東部的橋頭,和幾十個年輕人一起,等待去往莫高窟的通勤車。這位生於1993年的姑娘是莫高窟的講解員,她身邊的年輕人,有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者、有臨摹莫高窟壁畫的畫師、有通過數字化保護洞窟的“IT男”,還有為壁畫“治病”的修復師。

窟區距離市區25公里,大巴花費10分鐘出城,另外的20分鐘,則行駛在戈壁灘上。瀝青公路把戈壁切成兩塊,車窗外,電線杆和裸露的白石頭偶爾閃過,其餘的,是漫無邊際的沙土。

當千篇一律的黃色被一片綠樹林打破,很快就能看到莫高窟了。在南北不足兩千米長的斷崖上,開鑿著735個洞窟,由前秦至唐繪製的神佛居於其中,被視為“中國乃至世界現存規模最巨集大、儲存最完整的佛教藝術寶庫”。

九點鐘,車門開啟,年輕人們走向洞窟、畫室、數字中心或辦公樓。

過去幾十年裡,一批批年輕人來到這片戈壁上,一邊守護千年佛窟,一邊學著與職業相處、與自己和解。

“上山”

來莫高窟工作之前,陸佳瑜在一個地質公園當導遊。每天站在通往景點的大巴上,給遊客講述地形地貌、名稱來由、民間傳說,日復一日。“覺得每天都很閒,不會有提升空間,也不會想未來怎樣。”陸佳瑜說。

莫高窟壁畫在香港展出時,陸佳瑜為參觀者講解。受訪者供圖

生活節奏被打破,是在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講解員,考慮到“它背後的東西非常厚實,應該可以獲得成長”,陸佳瑜來了莫高窟。

入職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行旺季馬上就要來了。陸佳瑜有兩個月的培訓時間,白天聽研究者、講解員上課,晚上看書、整理自己的解說詞,凌晨3點入睡,第二天早晨6點起床複習,然後上洞窟,練習講解。

兩個月時間看完八本書,筆記寫滿兩個A4本,陸佳瑜發現,“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術的,建築的……莫高窟根本學不完,感覺自己來對了。”

不過,並非每個人都像陸佳瑜一樣主動選擇了莫高窟,另一種答案是:畢業季找工作,無心插柳地來了。

在敦煌,年輕人們把去莫高窟上班叫“上山”,去市區叫“進城”。

剛到莫高窟時,俞天秀“天天進城”。到了市區,也沒什麼事情要做,就在馬路上來來回回走。和從前的生活一樣,身邊有車和人經過,讓他覺得真實、安心。而回到山上,“走半個小時都見不到一個人,幽靜是幽靜,但是待不住。”

當時是2005年,他從蘭州交通大學畢業,聽說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簡歷,心裡納悶:“莫高窟招計算機專業的幹嗎?”

進入數字化研究所後,他被安排住在窟區的公寓裡,樓旁是楊樹林,樹林旁是戈壁,沒什麼人,更沒有一點兒聲音。

那一年,手機是老式摩托羅拉,只有辦公的電腦享有一根網線。1981年出生的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娛自樂,去洞窟旁邊的水渠裡撈魚,去沙丘上燒烤,有時凌晨被朋友從被窩裡拽起來,天南海北地聊天。

有人曾對媒體回憶,老院長評價那些年輕人:“有的人,肚子裡憋著一股氣,晚上抱著吉他,爬到房頂,對著月亮一聲怪叫……”

和俞天秀一個部門的安慧莉2009年入職,這個學工業設計出身的姑娘,此前對莫高窟的全部認知,是八點檔電視劇開始前,那個緩緩飄落的“飛天”圖示。

剛到敦煌時,安慧莉發現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買了一瓶綠茶,看上去和普通的康師傅綠茶一模一樣,但商標處寫的是“小二黑”。

女生有點沮喪,覺得“待兩年,肯定要走了”。

這種想法在剛來莫高窟的年輕人中並不罕見。五湖四海的年輕人離開故鄉,在甘肅省會蘭州中轉,然後沿著河西走廊抵達敦煌。走的是馬可·波羅、玄奘走過的路,也是張大千、常書鴻走過的路,但路途上的年輕人往往顧及不上這些,只是看著窗外的山越來越禿,心裡猜測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畫臨摹師彭文佳,學美術專業,來敦煌因為對莫高窟藝術的嚮往。同窗同學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裡有更多的畫廊和工作機會。而她想要和外界聯絡,只能在每週三或者週日,乘班車去25公里外的城裡的網咖。登入QQ,收到老同學發來的訊息:“你們在敦煌是不是要騎駱駝上班啊?”

“一擋掛到五擋”

2016年,兩個月的培訓結束後,陸佳瑜上崗。平均每天帶三批遊客,在1.5小時內完成8個開放洞窟的講解。最多的一次,她在一天內帶了五批遊客,中午飯拖到晚上才吃,那天的乾煸辣子雞和蒜蓉西蘭花成了在食堂吃過最好吃的菜。

今年是陸佳瑜在莫高窟從事講解工作的第三年,生活漸漸和工作融在一起。以前看《解憂雜貨鋪》,現在看《敦煌石窟藝術簡史》;以前最熟悉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現在變成了趙聲良、王惠民。有一次,大學同學在聊天時問起最近在看什麼書,陸佳瑜才突然意識到,現在幾乎不會再看其他書了,去書店都是直奔專業類的方向。

她不能忍受每次進一個洞窟都講同樣的內容,“覺得是在退步。因為它沒有盡頭,就會讓你想要不停探索。”

每天,當陸佳瑜帶遊客在開放洞窟參觀時,另一群人正在非開放洞窟“面壁”。

修復師孫軍永修復雕塑。受訪者供圖

4月16日,穿著藍色工作服的壁畫修復師們提著工具箱來到莫高窟第231窟,開啟黑色鋁合金門,裡面是一道帶紗窗的木門,邁過門檻,洞窟陰冷的空氣迅速包裹面板。

這是中唐吐蕃統治時期營建的洞窟,南壁,繪的是觀無量壽佛經變中的樂舞圖,樂手們正在演奏箜篌、阮咸、古箏、豎笛等各種樂器,樂隊正中是反彈琵琶的伎樂天,左腳獨立,右腳抬起,藍色的舞帶飄在身側,敦煌研究院的學者稱,伎樂天雙腳拇趾蹺起似在晃動,以應節拍,這種特殊的舞技,可以看出印度舞蹈留下的影響。這些形象為我們瞭解唐代空前發展的樂舞藝術提供了珍貴資料。

但如今,在時光的侵蝕下,樂師們的面板和華裳漸漸有了破損。壁畫修復師用專業術語稱為:“起甲”,壁畫的顏料層像鱗片一樣翹起;“酥鹼”,結晶的鹽讓窟腳的地仗層變得疏鬆、脫落;“空鼓”,地仗層脫離崖壁,將會導致裂隙、壁畫脫落……

四五月份天氣回暖,利於材料黏結,壁畫修復師們對231窟的“治療”開始了。他們爬上腳手架,用毛筆除塵,用注射劑黏結,隔著一層鏡頭紙,用修復刀修復壁畫……因為長期在壁畫前工作,年輕的修復師們玩笑式地自稱“面壁”。

修復師們的工具箱。新京報記者王雙興攝

這支隊伍中,80後是主力,孫軍永和喬兆廣來自河南,付磊來自玉門,還有的來自陝西、山東、安徽等等。張瑞瑞是231窟修復師中唯一的90後,也是唯一的女生,去年大學畢業後來到莫高窟工作。她學的是文物保護專業,專業對口,但依然不能立刻接觸壁畫修復工作,和每個修復師一樣,工作的前幾年,她的主要任務是幫師傅和泥、遞材料,以及站在一旁學習、提問。

去年,有機構釋出“第一份工作趨勢調查”,資料顯示:70後職場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離職時間是四年以上,80後是三年半,90後是19個月,而95後,只有7個月。但在莫高窟工作的年輕人,幾乎大部分留了下來。

曾經確信自己一定會很快離開莫高窟的人,在幾年、十幾年後,掰著手指列舉留下來的理由:工作環境單純、個人成長空間大、職業成就感強。

“天天進城”的俞天秀,前幾個月的“動搖期”過了,慢慢發現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務是在網際網路上建莫高窟,前期對洞窟壁畫和雕塑進行調研和測量,制定好數字化方案後開始影象採集,然後經過拼接、檢查、定位糾正等後期處理,將莫高窟的影像以數字化的方式儲存起來。

這是一支年輕的隊伍,成員大多以80後、90後為主,藉助前輩的技術積澱和年輕人的創造力,至今已經完成了200多個洞窟的數字化工作。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在北京舉辦,出自數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畫影像。近40平米的《五臺山圖》,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蹟畫,採用鳥瞰式的透視法,把五臺山全景記錄下來,從山西太原到河北鎮州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現在畫面裡。

“以前我們的成果都存到檔案裡,你拼完只有你見過,其他人見都沒見。那是第一次,整面牆的內容展現在大家面前。看到確實覺得自豪:哇,這是我做的。”俞天秀說。

到如今,俞天秀已經在莫高窟待了14年,那個跑去城裡上網咖的畫師彭文佳則走過了16年,在她看來,莫高窟就像一個烏託邦,不僅有永遠汲取不完的藝術養分,還有世外桃源一樣的環境。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沒有太多誘惑,也沒有太多功利的東西,非常純粹。”

畫線稿、上色的時候,畫師們會到拷貝室工作,幾十張桌子排列整齊,大家會在休息時互相看作品,“這裡的線條有問題,那裡的顏色不太對,大家互相交流,氛圍和在美術學院時一樣。”

不是沒有誘惑,當大千世界和莫高窟這個世外桃源碰撞到一起,年輕人們也會停下來思考,分析職業,也通過職業反觀自己。

陸佳瑜的同事邊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作為講解員,見證了“靠嗓子吼”到“使用智慧講解器”的變遷,也見證了莫高窟遊客的井噴式爆發。

他記得,有前輩講過自己的經歷:剛來的時候愛誇誇其談,聲稱要做出一番事業。當時的研究院院長段文傑在一旁聽著,不哼聲,最後說了句:“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十年後再說。”

邊磊也沒想到自己一晃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個十年,他說:“一擋掛到五擋,就一直往前跑了。”

“年輕過”

春天的午後,陸佳瑜和我走在大泉河邊,西北的太陽明晃晃地照在戈壁灘上,遊客從洞窟裡出來,撐起遮陽傘。

走著走著,陸佳瑜靠過來,小聲說了句:“那位就是王惠民老師。”

不遠處的人群裡,學者戴了一頂卡其色帽子,行色匆匆,“他們經常這樣,夾個本子就進洞窟了。”陸佳瑜說。

對年輕人而言,王惠民算是“上一輩的莫高人”。

在講解員邊磊的講述中,王惠民是在考核時毫不留情的考官,也是平日裡毫無保留的恩師。

“王老師近些年最大的學術成果是對321窟一個經變畫的研究,我們去現場學習的時候,他的文章剛剛發表不久,但他不會建立所謂的安全區,把畫面裡的五部分內容全都直接講給我們了,毫無保留。”邊磊回憶,王惠民曾經給了他一個U盤,拋下一句“慢慢看”就離開了,邊磊把U盤開啟,發現裡面全是特別珍貴的材料:王惠民去法國交流學習時帶回來的圖冊,早年伯希和拍攝的老照片,關於莫高窟的文獻資料,還有他自己的將近一百篇論文。“他希望我們不斷吸收,保持對這份職業的新鮮感。”

年輕人們也樂於講起“上上輩、上上上輩莫高人”的故事。

在莫高窟對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著山腳的戈壁灘一直朝南,在九層樓正對著的沙丘上,是一個墓園,安葬在那裡的,是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輕人。

幾十年前來莫高窟的老一輩,有些已經辭世,按照他們的遺願,他們的骨灰被安放在莫高窟對面的沙丘上。新京報記者王雙興攝

1935年,留學法國的青年畫家常書鴻在舊書攤遇到《敦煌石窟圖錄》,回國、四處逃難,在八年後去了敦煌;1944年,重慶國立藝專國畫系學生段文傑遇到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摹展”,完成學業,在一年後來到莫高窟。從1947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到洞窟裡“面壁”,歐陽琳、史葦湘、李其瓊、竇佔奎……

曾經的絲路重鎮,在那時已經變成了邊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圍著,日光熾烈。因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臉、擦身、洗腳,用完還要留著派上其他用場;冬天睡覺前,把石頭放到灶裡燒熱,然後用毛巾包起來,抱著取暖;夜裡,為了看守駱駝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著獵槍防狼;天亮後,用鏡子和白紙當反光板,就這折射進洞窟的陽光臨摹壁畫、修復雕塑……

到現在,曾經的青年已經進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辭世。二十餘座黑色墓碑臥在沙丘上,隔著佛塔、戈壁、乾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對望。

“沒有可以永久儲存的東西,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毀損,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儲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對媒體說。

現在,幫助莫高窟對抗時間的接力棒被後輩的年輕人拿起來,在不同的時代走同一條路。

剛來的時候,俞天秀覺得山裡的生活枯燥,叫上朋友去市區吃燒烤。返程時,一群年輕人心血來潮,決定走回莫高窟。一邊嬉鬧一邊“尋寶”,從夜裡十二點走到上午十一點。

許多年後他聽聞,老前輩們當年走的就是那條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進城全靠步行,遇上急事才坐驢車或是牛車,路上還可能和狼對峙。

老一輩的莫高人沒有太多選擇,但對莫高窟的中生代而言,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機遇像洞窟一樣密密麻麻地在眼前鋪陳開來,年輕人有了更多元的工作選擇,也有了更低成本的離開的機會。

和前輩們相比,這些年輕人身上少了歷史氣質,鮮少把“奉獻”、“一切為了國家”掛在嘴邊,更多關注個性和自我價值的實現。講解員陸佳瑜說:“這裡工作待遇算不上優越,工作環境也不那麼舒服,願意留下來的,大多是熱愛莫高窟的。人選擇喜歡的職業,職業也在篩選適合它的人。”

入職第一年的元旦晚會上,陸佳瑜和同事們組了一個小樂隊,編排了一個唱跳類節目。晚會結束後,她正在收拾東西,樊錦詩經過,年近耄耋的老人看著陸佳瑜笑:“年輕真好啊。”

和往常一樣,樊錦詩穿著黑褲子,素色外套,笑起來彎著眼睛,皺紋從眼角和嘴角散開。陸佳瑜提出合影,樊錦詩樂呵呵地答應了。

陸佳瑜說,以前對樊錦詩的瞭解,大多通過電視和書本,以“敦煌的女兒”身份出現,樸實、偉大又崇高,在陸佳瑜心中是“至高無上的偶像”。她在帶遊客參觀陳列館時看到過樊錦詩年輕時的照片,“滿臉的膠原蛋白”,但那個元旦,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樊錦詩,“發現她也是個普通人,脊背佝僂了,腿也彎了,顯得很瘦小”。

當天晚上,想起那句“年輕真好”,陸佳瑜感慨了半天:“她也年輕過啊。”

■同題問答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陸佳瑜:這一年最大的改變是不那麼混沌,遇到人或事會及時地自省,會更刻意地專注自己需要磨礪的地方,某個程度上說是在探索有分寸的謙卑,尊重每一個生命。

新京報:你心中新青年的標準是什麼?

陸佳瑜:對我來說“新青年”要有善良的心,健康的身體和良好的教育背景,跟學歷沒關,於我來講最好是要有向上向善的三觀再配合上強大的頭腦 (我可能有點貪心吧)。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所處的行業有什麼期待?

陸佳瑜:得到該有的尊重。從我個人來講希望這份工作能被更多人正確地看待,不想被遊客當做“導遊”,因為這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另外也希望從事這份工作,在這個行業的工作者能更多地反觀自己的本心,尊重行業道德。

新京報:對國家和社會有什麼樣的期待?

陸佳瑜:希望我的祖國能一直強大,一直文明,一直秉持著中國人骨子裡的善良,希望屬於莫高窟的文物能回到它們的故鄉。

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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