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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國的江山僅維持了15年便“二世而亡”,始皇帝做錯了什麼?_統一

  • 小白兔

  • 2018-12-28 08:33:19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在他第五次巡行全國的路上,前無古人的始皇帝就這樣不情願地離開了人間。令始皇始料未及的是,他苦心經營的、希望傳至“二世三世至於萬世”的贏姓江山,在他死後的第四個年頭便壽終正寢、“二世而亡”了,這不能不說是贏政的悲劇。作為第一位統一帝國的設計師、改革家和建設者,秦始皇究竟給後人留下了什麼呢?

綜觀秦國由一個被諸侯“夷翟視之”的西陲小國逐漸發展壯大為令諸侯恐懼的“虎狼之國”,直至最終“海內為一”統一全國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正是不斷的改革,才使秦國各項制度逐漸完善,國力不斷增強,最終完成了一統的巨集偉大業。同時,改革又是在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下進行的,這個偉大的時代需要專制,也創造了專制,只有專制才產生了這虎狼強秦!然而也正是這種專制,毀滅了不可一世的強大的秦帝國!這一點在完成秦帝國一統任務的秦王政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總觀贏政的一生,從他大權獨攬的那一天之後的所作所為,似乎說明瞭秦王政腦海中只有一個理念,那就是“定於一尊”。為了疆域的“定於一尊”,他可以禮賢下士,卑辭厚禮,忍氣吞聲地接受尉繚的譏諷還要強用他為國尉,甚至“見尉繚無禮,衣服飲食與繚同”;可以在李信出戰失敗後,知錯就改地向他笑話過的大將王剪認錯,並立即傾全國之兵放心地交給王剪,讓他繼續率軍打仗。

常有人讚歎秦王政的軍事指揮才能如何高超,實際並非如此。在統一六國過程中,秦王政幾乎沒有直接指揮過任何戰役,但他最大優點在於知人識人,善於用人,在他身邊聚集了當時各方面最傑出的人才,且其中如李斯、韓非、尉繚等等大都不是秦國人,卻為秦國的統一而盡心盡力。正是依靠這些良臣猛將的謀略與勇武,秦國最終在短短的十餘年間,摧枯拉朽般地掃滅六國,統一諸侯。

然而在“六國畢、四海一”,真正實現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巨集偉大業後,秦王政“定於一尊”的理念似乎並未淡去,反倒因為疆域一統的完成而更加強烈,甚至非要把它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可。正如尉繚所說的,“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他開始變得無比專制,因此他的英明天縱就同愚昧殘暴聯絡起來。

為了實現更深層次的“定於一尊”,他首先非常驕傲自誇地給自己立了一個專用的名號—“皇帝”,並建立了相關的一整套制度,將自己提高到至高無上的位置,原來常常可以和他分庭抗禮的大臣,頃刻問似乎一律變成了和“黔首“(這也是始皇帝的“傑作”)地位差不多的奴僕。臣下對於皇帝的“制”、“詔”只有唯唯諾諾,俯首聽命,全然不見了統一以前的那種和洽氣氛。天下從此只是他一個人的天下,是他贏姓一家的天下,可以“二世三世至於萬世”。

然而實現這一目標並不容易,秦帝國疆域空前廣闊,如何進行有效的統治是始皇帝必須面對的問題。大業草創,各方面的制度還很混亂,他必須整齊劃一,“定於一尊”。於是,全國統一推行郡縣制,統一法律,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車同軌,書同文,甚至“行同倫”。還有,就是“焚書坑儒”也應當劃歸這一理念驅使下的必然動作之一。為了維護和鞏固秦帝國的統一,他又南征百越,開通西南夷,北逐匈奴,修築萬裡長城,五次巡遊全國。如此多的大事情都發生在短短的11年間,怎能不令人驚歎!

然則秦帝國的江山畢竟僅僅維持了15年,沒有實現始皇萬世統治的巨集願,便“二世而亡”了。這留給後人尤其是繼秦而立的統一的大漢帝國統治者們深刻的印象和教訓。他們試圖從各個方面剖析秦帝國迅速滅亡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觀點,但他們幾乎異口同辭的認為秦始皇是個“刻削毋仁恩和義”,為法峻急,不恤民情,極端殘暴的暴君。可憐這位有著偉大功績的始皇帝在傳統的善惡二元論中,就此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十字架上,沒有人再重視他“千古一帝”的豐功偉績,對他光輝的一生做出恰當的評價。

秦王政兼併六國,建立統一的秦帝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在此以前,中國的領土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統一,有的只是散在各地的部落和各自為政的諸侯國,沒有統一的國家組織。秦以前的夏、商、週三代,國家機器相當弱小,僅僅直轄王畿一帶狹小的區域,“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樣的國家,與其說是形式上統一的國家,還不如說是實質上分權的部落、城邦間鬆散的聯盟。中國歷史上真正統一的大帝國,應該從秦王政建立的秦帝國算起。

秦統一帝國的出現,首先是這位封建帝王巨集偉夙願的實現,他本人也處處以完成統一諸侯的功績自誇,這在他數次巡遊中於峰山、泰山、琅琊、之罘和碣石等處的刻石上可以得到印證:同時,天下一統又是符合戰國以來社會大眾普遍心態的。(孟子·梁惠王上》說:“‘天下惡乎定?’‘定於一!’”《荀子·議兵》也說:“四海之內若一家”,都反映了春秋以來人們渴望和平、希望走向統一的心聲。所以“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風。若是者何?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作為統一大帝國的構建者,秦王贏政的功績是偉大的。

後世對於秦始皇的咒罵無過於“焚書坑儒”與修築萬裡長城了。焚書坑儒行為本身無疑是殘忍暴虐的,無數先秦重要的文獻典籍付之一炬,眾多學識淵博的學者被坑殺,給中國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場大劫難。然則這種行為尤其是“焚書”,秦始皇並非“始作俑者”。《孟子·萬章下》說:“諸侯惡其害己也,皆去其籍”,是戰國諸侯對於“害己”之書必焚之而後快,然諸侯究竟以何種書為“害己”,後人已不得而知。不過,商鞅在秦國變法時曾“燔(詩)、(書》而明法令”,是秦人焚書也不始於始皇。

然而始皇帝卻是將這種辦法在統一大帝國的範圍內推行的,這就直接導致了在原東方六國擁有較大影響的儒家學者對秦政權的強烈不滿。商鞅焚《詩》、《書》時,秦還是一個西陲的諸侯國,儒家學派在

這裡的影響非常小,法家思想在秦國的確立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強有力的對手。此後雖有呂不韋在平滅六國的過程中,試圖以一種“雜”的態度,以儒、道為主相容並收各家的《呂氏春秋》,來影響和培養將來統一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秦王政,但當秦王政從呂不韋手中奪得國家大權並很快面臨著如何統治一個此前絕無僅有的統一大帝國時,他壓根兒沒看上這種要求君主“清靜”、“無為”、行“德政”、“順民心”的學說,而是很快接受了秦國傳統文化即法家學說的薰陶。從“磋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表達了對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的欽羨之情,到任用韓非的同學李斯為丞相,無不體現了秦始皇對法家思想的重視。

而此時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隨著天下的一統,彙集於這個統一的帝國中,其中又當以儒家學派的思想,與秦的統治思想的反差最為強烈。他們挾《詩》、《書》“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竭力維護過時的以分封制為代表的各項制度。這種“往後看”的退步思想與“師今”的秦王朝的法家進步思想,產生了激烈的衝突。

在始皇及法家派官員看來,儒家思想就是反動思想,於秦帝國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極為不利,依照傳統做法,必須將他們的“教科書”徹底禁絕,才能在思想上“定於一尊”,於是,順理成章的有了“焚書”事件的發生。但這並沒有限制住儒生繼續在背地裡說秦始皇的壞話,散佈“反動”言論。始皇聞之大怒,將捕到的數百人全部坑殺,從肉體上將“反動派”消滅,形式上實現了思想上的“定於一尊”。這種殘暴的做法,對於懷著“定於一尊”觀唸的始皇,是行之當然且行之有效的,同時它又是專制政府處理“異端”的必然。後世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

萬裡長城的修築也是這樣。自古以來農業民族的王朝對於遊牧民族的入侵,主要採取防禦戰略,只不過依據歷代王朝實力的強弱,而大體分為積極防禦與消極防禦而已。從來沒有哪個農業民族的王朝以積極進取的戰略來對付遊牧民族。在這種情況下,長城在抵禦遊牧民族中的重要作用就顯現出來了,因此無論如秦漢兩代的積極防禦還是如明代的消極防禦,政府都十分重視長城的修建。秦始皇在這方面也表現出他作為千古一帝的深謀遠慮,他將原來分裂時期秦、趙、燕等國各自修建的長城聯結起來,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條萬裡長城。

長城的修築與戍守,無疑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深重的賦稅、大量徵發的徭役以及為保證這一切迅速而有效實現的嚴刑峻法,使得大量百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並最終在這些人中最早爆發了反秦的陳勝、吳廣起義,拉開了秦末農民戰爭的序幕。然而長城又是不得不修的,作為一位為統一帝國作長久打算的皇帝,秦始皇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儘快地將匈奴隔絕在塞外,以確保帝國江山的長治久安。由“亡秦者胡也”的讖語,首先聯想到“胡’即匈奴,客觀上反映了當時匈奴攻勢的強勁、形勢的嚴峻,後來的幾個漢人統一王朝也多踵始皇之舊跡,在邊境上繼續修築長城,始皇的雄才大略於此可見!

然而我們在肯定始皇對外開疆拓土、修築長城,對內採取種種“定於一尊”措施的積極意義時,不得不看到始皇帝不自知地將他的種種巨集規遠圖,毫無分寸地施加在以武力剛剛實現疆域一統,而其他各方面還很不穩定、離心力量甚至相當大的帝國上,終於導致秦帝國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繼之以二世更加貪暴的統治,最終把始皇希望傳之萬世的贏姓江山毀於一旦,這不能不說是秦始皇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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