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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日本史|年度歷史圖書選摘

  • 小白兔

  • 2018-02-21 12:56:52

《現代日本史:從德川時代到21世紀》

安德魯·戈登 著

李朝津 譯

《現代日本史:從德川時代到21世紀》是一部全景式展現日本近200年現代化歷程、瞭解日本現代歷史的通識讀物,作者在全球史的大背景下,梳理了日本現代化過程的來龍去脈,在恢巨集敘述的同時,也細緻反映了日本不同階層的實踐活動和情感體驗。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十三章“美國佔領下的日本:新出發點及延續的舊結構”。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在其第一次收音機廣播中宣佈日本向盟軍投降。這訊息對某些日本人的衝擊十分大,根據他們日後回憶,8 月 15 日中午這一刻是“ 再生”的開始,過去的價值及經驗立馬失去了其合法性,他們決定無論為個人也好,還是為整個民族也好,都要探求一個全新方向;另一些人原來已為空襲所困,天天掙扎於糧食與居住問題中,顯得一片絕望與消極;還有一些人決心要保衛傳統世界, 其中又以在高位者為然。因此敗戰雖為全國共同經驗,但每個人的感覺並不相同。

甚至在戰爭結束以前,不少皇室、政界、商界等各方面人員,均懼怕戰敗會帶來革命,消滅天皇制度,並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取代之。在投降後,這種恐懼有增無減,因為美國似乎要來播下革命種子。 雖然有些人衷心歡迎它,有些人則畏之如蛇蠍,但這種原以為上天註定的革命並未真正實現。當然,日本戰後的特徵仍是充斥著各種深刻的衝突與矛盾,但我們在說明日本在 20 世紀下半葉的歷史時,核心命題是解釋其安定化過程,以及如何化解各種衝突。換言之,保守政治及社會秩序如何及為何能崛興於戰後日本?它們在 1945 年後又怎樣延續下來?

一、忍其所難忍

當日本數以千萬的人民聆聽天皇廣播投降的訊息時,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其最高元首的聲音。高頻率的講話通過收音機電波傳送出來, 他們不得不十分訝異,然而更令日本人民大吃一驚的是廣播的內容。* 八年以來,日本的統治階層一直勸導本國子民不斷犧牲以完成這場所謂偉大戰爭,這不但是服務天皇,更是為了從殘暴的“ 英美惡魔”手中把亞洲解放出來,最後勝利必屬於日本。日本軍人在整個亞洲殺戮了數以百萬的士兵及平民,而1 700 萬日本人口中,死亡人數達250 萬。然而剎那間,天皇用一種官方式且有意含糊的語言告訴他們,戰爭已經結束,日本已經被打敗了。

裕仁在其“ 玉音放送”中說明日本為何決定投降,這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輕描淡寫的文獻之一:“ 然交戰已四歲,雖陸海將兵勇戰,百僚有司勵精圖治,一億眾庶各各盡善奉公,戰局未必好轉,世界大勢亦非有利於我。”他強調敵方所使用的新式“ 殘虐爆彈”的破壞力,若繼續交戰,“ 不只會招來我民族之滅亡,亦進而破壞人類文明”。至於與日本合作的國家,他認為其“ 與帝國始終致力東亞解放諸盟邦,不得不表遺憾之意”。裕仁表示其目的是“ 為萬世開太平”,並勉勵其子民“ 堪其所難堪,忍其所難忍”,團結一志,“ 傾力將來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不落後於世界進運”。

裕仁的廣播頗引人注目,這是他與其宮內顧問首次嘗試肯定戰爭的無私,又當此日本面臨天翻地覆的轉變之時,他卻為其日後權力基礎做辯護。整個廣播內容視日本人民甚至國家為戰爭及殘酷武器的受害者,雖然裕仁在廣播結束時引用明治時代的術語,要求日本模仿西方世界的進步,但重點則是忍辱負重,而非追求大改革。

對少數人而言,他們無法接受一個戰敗的前景,當廣播發表後, 約有 350 名軍官自殺。不過軍方領袖一向強烈呼喚士兵要在決一死戰時為國犧牲,若由此標準衡量,約 600 萬軍人中僅 350 人在戰爭結束時殉身,則比例並不算高。大部分的平民及士兵對於戰敗的態度,或 實事求是,或消極,並無極端行為出現。

在官僚、軍事及企業機構中,有一項最現實而又最急迫的戰後工作:戰爭是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式結束,而麥克阿瑟將軍及其佔領部隊則在 9 月初才到達,在這兩個星期的空窗期中,數以百計的火頭騰燒在東京各處。因為官員及企業經理害怕盟軍秋後算賬,必須毀滅戰時相關證據,故數以千計的各方面檔案因而遭到毀滅。

另一個實際而又迅速執行的措施是招募娼妓,這本來是日本戰時政策的一部分,但現在的服務物件則轉為盟國軍隊,目的是“ 保衛及維繫我大和民族的純粹性”。官方慰安所於 8 月 18 日開始策劃,到1945 年底,所謂“ 特殊慰安施設協會”(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RAA)已經遍佈全日本各大城市,數以千計的婦女出賣其 肉體,其中大部分從未當過娼妓。1946 年 1 月,佔領當局責難官方慰安所,認為其違反婦女基本人權,因此立法禁止。不單是官方慰安所 被禁,亦包括日本公娼執照制度。但同年 12 月,日本政府使用另一個名稱恢復頒發公娼行業執照,紅燈區再度死灰復燃。政府認為有必要 防止性病在無執照的私人妓院傳播,故承認特種餐廳及酒吧的合法地位,讓其在昔日紅燈區營業,同時容許女性在這些地方從事性交易。

佔領軍士兵是紅燈區十分穩定的客源,而身為娼妓的女性有時候會與嫖客建立較為長久的關係,她們會面臨雙重歧視。美國官方雖容許娼館開門營業,但不鼓勵美國大兵與日本女子結婚,然而這仍無法避免日美混血兒童的出現,他們在日本頗受歧視。

第三個對戰敗的實際迴應是企業精神,無論它合法也好,不合法也好,都充滿了活力。小川菊鬆就是個明顯的例子,他的職業是編輯, 當天皇宣佈投降後,他馬上意識到英語會話書籍會有大量需求,因此臨時編纂了一本《日美會話手冊》,到 1945 年年底,該書發行量已達350 萬冊,到 1981 年,它仍經常名列日本最暢銷書之一。更典型的便是地下市場的興起。日本戰時實行糧食分配及物價管制,當戰爭結 束後,這政策仍未改變。市場上的食物及家庭用品供應奇缺,很多男 性及少部分婦女從事地下市場生意,大發黑市財,其中不少朝鮮人及 中國臺灣人亦有插手。這種被稱為“ 青空市場”的黑市並不合法,但為當局所容忍。事實上很多黑市由黑道操縱,為保護地盤,黑道經常訴諸暴力,演變為流血事件。到 1945 年 10 月,全國各城鎮共有約 1.7 萬多個“ 青空市場”。供貨商想盡辦法搜求貨源:農村、戰時物資的祕密倉庫、在供應豐富的美國基地有門路的美國大兵或娼妓,不一而足,有些衣服及毯子甚至是從死人身上剝下來的。

數以千萬計的日本人民幾年來一直面對飢餓,事實上已有數以千計的人死於糧食不足。1946 年春天,由於農業失收,口糧分配製度運作失衡,城市面臨嚴重糧荒。在 1946 年,每個家庭平均花費 68% 的收入在食物上,小學學童平均身高及體重一直遞減,到 1948 年才稍微歇止。新聞紀錄片中常出現些不忍卒睹的鏡頭,小孩身體乾癟,腹部鼓脹,而厚生省人員正焦累地為他們做健康檢查。不論成人還是兒 童,婦女還是男性,他們都一窩蜂地擠上開往鄉村的火車,希望用手上的和服換回餬口的白菜(見下圖)。一部當時的回憶錄訴說道:“ 剝掉身上的衣服去換取食物,我們開始時把它比喻為像蛇蛻皮一樣,但後來又把它比作削洋蔥,因為一邊做,一邊忍不住地掉下眼淚。”

圖中是戰爭結束後兩年中日本最常見的倉皇景象,城市居民要擠上火車,急著前往農村尋找糧食。他們手裡拿著一袋袋個人物品,如和服之類,希望與農民交換蔬菜或大米。(每日新聞社提供)

日語中醫學上的“ 虛脫”一詞,用來形容戰後初期日本人民的心理狀態最貼切不過。當時大眾傳媒指出酗酒與毒品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報紙刊載很多有關飲用自釀酒而致死的新聞,與 20 世紀 20 年代或 30 年代相比較,武裝搶劫及盜竊案件增加很多。雖然如此,謀殺案並沒有增加。根據焦慮的政府及傳媒有關人員的記錄,社會正陷入空前混亂,其實這只是一種錯覺,有相當程度的誇大。

另一個象徵當時情況的名詞是“ 粕取”文化。“ 粕取”原意是指一種流行於大眾的廉價酒,它用酒糟渣滓釀成,質量低劣;當時則指一種心理上的自憐狀態,因未來看似無望而只活在當下。正如一個黑市的買賣人說:“ 我一天所賺的錢等於白領階層一個月的薪水,這使我很難擺脫這種生活。但我絲毫沒有考慮到存半分錢,我只留一些第二 天會用到的錢,然後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一直在喝酒,生活就像一片飄揚在半空的浮萍。”當時好些著名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宰治(1909—1948)及阪口安吾(1906—1955)—無論在其筆下還是實際生活中,都不斷歌頌和平時期的人性墮落,言下之意是反對戰時非人性的忠誠。在其久為人知的散文《論墮落》中,阪口寫道:

我們可不可以說出神風英雄只不過是場幻夢?可不可以說出人類歷史是開始於我們走進黑市市場?我們只不過迴歸到人 類的本性,人類走向墮落— 忠心耿耿之士及聖潔的女性亦走向墮落。

二、美國的佈局:非軍事化及民主化

與日本人民截然相反,在1945年9月開始陸續進駐的美國人,他們營養充足,裝備優良,每個人都信心十足,滿懷徹底改造日本的理想。美國人統治下的7年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外國人佔領,統治者運用他們的權力重訂法律,改革經濟及政治體系,甚至要改變日本的文化及價值觀念。

理論上,佔領是同盟國各國的集體事務,1946年初成立一個由四強組成的同盟國日本委員會,目的是作為“聯合國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fo rthe Allied Powers,SCAP)的諮詢機構。同時另有一個遠東委員會,成員共11人,負責制定佔領政策及監督聯合國最高司令部。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由於最高司令部的領導人是麥克阿瑟,他的作風強硬,其下屬又多半是美國人,故最高司令部可以說直接聽命於美國政府,其他機關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簡而言之,所謂最高司令部指的便是麥克阿瑟本人及其下屬各級官僚。

美國對日本的佔領策略可以用兩個詞概括:非軍事化及民主化。為達成第一個目標,最高司令部馬上瓦解了日本的海陸軍組織。在1945年11月30日,日本的武裝力量正式被解除,不過真正的後續工作卻更為艱鉅,因為複員軍人數目龐大,總共要遣返約690萬人回日本本島。當戰爭結束時,日本人口約有1/10身處海外,即有370萬軍人及320萬平民分佈在朝鮮半島、東三省在內的中國大陸、臺灣,甚至遠居在南方極端遙遠的佔領區。除了約40萬人被羈留在蘇聯成為戰俘外,又有少數人留在中國東三省,到1948年底,復員與遣返工作大致完成。要處理如此大量的人員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任務,它的影響為何,到今天仍未有充分的瞭解及研究。不過總的來說,整個過程是相當迅速及順利的。無論是軍人還是平民,遣返者在回到“家園”後,都有種百感交集的失落情緒,一方面是回來時身無長物,一貧如洗,因此有點自卑;另一方面是因為曾參與戰爭,結果一敗塗地,自然被冷眼看待。在20世紀50年代及以後,不少複員軍人參與政治,而且頗出風頭,他們一直強烈要求政府恢復軍備,並且修改美國在佔領時期強加於日本的各種變革。

其他非軍事化政策則主要集中在那些支援戰爭但卻不屬於軍方的人。1945年10月,美國人解散“特別高等警察”,它簡稱“特高”,是戰前監控思想的組織,具有鎮壓人民的作用。在1945年到1948年,佔領當局亦從政府及企業內清除20萬人以上,理由是他們都在戰爭中擔任領導角色,國家神道亦被解散。戰爭結束不久,同盟國召開傳統戰犯法庭,審判約6000名軍人,罪名包括虐待戰俘等,約900人以上被判有罪,並被處以死刑。佔領當局亦推動一項龐大的戰爭賠償計劃,相當一部分的日本工業裝置遭拆卸裝載上船,運到日本在亞洲擴張時的受害國家。

戰後對日本的懲戒,最重要的舞臺便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它從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將日本戰時領導人送上審判臺,該審判簡稱“東京審判”。法庭控告以東條英機大將為首的28人,其罪名除了戰爭中所犯的各種傳統惡行外,亦包括“破壞和平罪行”。這是新創立的罪行形式,於1946年定著,首次在紐倫堡審判中用於審判各納粹領導人,第二次便用在東京審判上。傳統的所謂戰爭罪行多半指在戰爭時期所犯的各種罪行,但“破壞和平罪行”則是指計劃及發動“侵略戰爭”。在上述審判以前,無論因為哪一種原因發動戰爭,都沒有被國際法視為罪行。而所有在東京審判中受審的人都被判有罪,東條與其他6名戰犯被判死刑,其餘16人則被判終身監禁。

美國1945年在日本要做的事不只是非軍事化及懲罰其領導人,其目的是用自己的方法改造整個世界,日本只不過是其中一環。在這種精神下,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秋天至1946年強制實行一連串改革,他們的基本邏輯十分簡單:軍國主義導源於財閥壟斷、政治專制及經濟貧乏,因此要建設一個和平、非武裝化的日本,瓦解其軍事力量只是第一步,接著必須有更大規模的改變,包括粉碎權威式統治,政治以及財富必須平等化,價值觀當然亦在改造之列。

最高司令部在1945年10月宣佈第一波改造運動,保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工人及農民亦有權利組織自己的團體。它亦命令日本政府開放各種公民及政治權利給女性。到12月,佔領當局通知日本政府進行土地改革,讓佃農能購買他們自己的土地。

通過上述政策,美國人傳遞了一個很清楚的訊息,就是未來日本必須建基在民主制度上,而民主的支柱又仰賴憲法的訂立。故在1946年冬天,也許是懷抱著《聖經•創世紀》的宗教感情,麥克阿瑟將軍下令佔領人員成立一個小型委員會,在6天內起草一部日本新憲法。翌年春天草案提交帝國國會(它在戰後仍然存在,直到新憲法通過,它才被取代),經激烈討論後通過。新憲法在1946年11月公佈,1947年5月生效。

戰後憲法削弱了天皇的絕對權威地位,他只是“國家及人民統一的象徵”(第1條)。新憲法第3章亦給予日本人民一連串“國民之權利及義務”,包括美國人權法案中所包含的各種人民權利,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宗教自由。同時權利觀念亦被引用到社會範疇,新憲法保證教育權利,“全體國民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人人在其能力內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第26條);同時“全體國民有權謀取最低限度的健康及文化生活”(第25條);它亦保證工作、組織團體及集體交涉的權利與義務;它禁止基於性別、種族、信仰、社會地位及家庭出身的歧視;它給予女性在婚姻、離婚、財產、繼承及“其他與婚姻及繼承有關事項”上平等地位的明確保證。最後在憲法第9條中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及秩序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成為日本和平憲法的最大特徵。

一方面,日本精英階層頗驚駭於上述各項廣泛而深刻的保證,特別是美國人堅持日本政府必須以本身名義向社會大眾提出憲法草案;另一方面,社會對草案的反應則十分熱烈。雖然憲法的目標或理想是自上而下,但其企圖心甚強的條文從此規範了當代日本的各項制度及論述。

從1945年到1947年,佔領當局亦強制實行其他重要改變。早在1945年10月4日,最高司令部便將獄中所有共產黨員釋放;它廢除了日本監督言論的機構,容許比同時期美國國內尺度更寬的政治表達空間,雖然內容頗具爭議。另一方面,最高司令部自己卻制定政策,監視最近得到“解放”的言論世界,以防止軍事或戰爭體制苟延殘喘,這與其解放言論的政策相對,頗為自相矛盾。

佔領改革者亦攻擊財閥企業無孔不入的勢力,財閥家族倚靠控股公司維繫其龐大事業,如三井、住友、巖崎(即三菱公司所有人)、安田、淺野等均為其中的佼佼者。為削弱財閥力量,佔領當局奪去其在控股公司的所有權及控制權,同時進一步分解財閥屬下的一些大企業。他們亦鼓勵工會組織,甚至給予指導,在佔領之初,最高司令部十分歡迎工會組織活動及罷工。在農村方面,最高司令部實施土地改革,地主的領地被沒收,分發給原有佃戶,創造出鄉間的小家庭農村體系,亦為日本農村的社會及經濟權力分配帶來革命性改變。

學校也是改革物件。最高司令部命令文部省不準在學校上課時宣揚戰爭及盡忠國家的道理,取而代之的是有關和平及民主的主張。在戰爭結束的第一年前後,舊課本仍在使用,有關坦克及戰艦等刺眼的句子則要塗掉,由於有些課本要刪改的地方實在太多,結果變成墨淋淋一片(見下圖)。不過新教科書很快便出現,取代了戰時課本。

在新教科書印行以前,戰時教科書是學校唯一能使用的教材。但裡面充斥著對日本帝國及軍人光榮的宣傳,佔領當局只好命令老師及學生把刺眼的地方塗掉,有時候因為要塗掉的地方太多,結果整版都被塗得不能用。很多人年輕時都親身經驗過,亦一直無法忘記美國人這種日本民主化的政策,即便不是虛偽的,起碼也是個笑柄。見小學館刊《昭和の歷史⑦》,“佔領と民主主義”。(小學館出版局提供)

1947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初中三年級,大學教育亦急劇發展,戰前只有少數精英國立大學掛上“帝國大學”招牌,現在都把“帝國”兩字除去,簡化為東京大學或京都大學。至於新成立或擴充成立的四年制大學則如雨後春筍,充斥日本全國。1947年,日本女性被準許進入公私立大學就讀。學校管理方式亦採用美國製度,在各地成立學校委員會,教育控制權轉移到地方。

上述各種措施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它改變了思想氣氛,亦改變了經濟及社會權力分配的結構。一股“民主化”熱潮席捲日本,其支持者用極端廣義的解釋說明各種政策的民主及平等含義,民主已不只是選舉及土地改革,它等同於人類靈魂的再造。這種詮釋有其積極意義,但也形成一種威脅。思想界熱切參與,他們在摸索,並深入探討,究竟在一個真正民主人身上,自主主體性是如何孕育出來的。很多人轉向馬克思主義尋找答案,亦希望日本共產黨站出來領導,因此左翼政治團體及政治思想獲得史無前例的支援度。成群成群的人在舊書店裡流竄翻找,他們如飢似渴地尋求思想源泉,另一些人則在大書店外徹夜守候,目的是購買最新出版的政治哲學鉅著,改造、重建、轉化等討論課題迴響震盪於整個日本上下。

在強制實施大規模改革中,麥克阿瑟將軍成為美國權力的個人象徵。麥克阿瑟是個魅力很強的領袖,極度充滿自信。他善於運用他個人形象的象徵意義,不過卻不會濫用,在平常日子裡他儘量維持與一般日本人民的距離,很少做直接接觸。然而麥克阿瑟在其統治日本時,卻公開發表了一幅政治性照片,它可以說是在世界史或日本史上最震撼人心的照片之一(見下圖)。1945年9月27日,天皇裕仁拜訪麥克阿瑟,這是兩人首次見面,地點在東京美國大使館,並非皇宮。到第二天,所有主要報紙均發表兩人合拍的一張照片,該照片傳達出日本一國及其人民處於屈從地位的訊息,對全日本產生很大震撼。

麥克阿瑟將軍於1945年9月27日在東京美國大使館與裕仁天皇的首次會面,翌日這幅照片便在全日本各大主要報紙上刊登。照片中的兩位政治人物對比鮮明,高矮明顯不同,麥克阿瑟衣著隨便,裕仁則服裝端正。這幅照片產生了很大沖擊,它向日本國內傳遞的資訊是確認日本已經戰敗,日本與其佔領者是一個上下屈從的關係。(每日新聞社提供)

雖然麥克阿瑟的個性倔強,在日形象有如皇帝,我們仍要注意他並非是個完全自主的統治者,可以隨自己的意思推動政策。最高司令部的政策是戰爭時期由華盛頓官員設計,並得到哈里•杜魯門總統(HarryTruman)的批准。無論是終戰後的改革,還是1947年美國政策的明顯轉向,都是美國主流設計者政策的反映。

只有一個領域是麥克阿瑟發揮了其個人影響力,這就是宗教。麥克阿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希望利用其名聲及權力改變日本人的精神面貌,把他們感化為基督徒。麥克阿瑟鼓勵傳教士重回日本,他要求印刷1000萬冊日文版《聖經》,以派發給日本人民。然而到最後,他的努力並無任何結果。雖然的確有人轉信基督教,但原因多半是他們面對戰後的荒涼頹敗要尋求精神上的慰藉或解脫。整體而言,日本的基督徒數量仍不多,變化也不大,約為全國人口的1%。

麥克阿瑟個人觀點有比較長遠影響力的是有關天皇制度的部分,他的確幫助了美國政府訂立此方面的政策。華盛頓一群被稱為“軟和平”的人支援保有天皇,利用他的聲望使佔領當局的改革更具合法性。不過直到佔領開始,這一問題仍未得到最後解決,到1945年秋天,麥克阿瑟轉而成為天皇制度的大力支持者。在其送回美國的報告中,他提出警示,若天皇被迫退位或要接受戰犯審判,日本可能會出現動亂,社會秩序及美國要實施的政策可能因此不保。在他的遊說下,日本戰後的政治體製成為一個駁雜不純的體系,有人稱之為“帝國民主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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