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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裝上的四個兜 居然有這麼多故事…_連隊

  • 小白兔

  • 2019-01-13 12:44:21

來源 | 人民武警

在我的記憶裡,65式軍裝上的四個口袋,是個明顯的標誌。

那時候,戰士和軍官看得見的最大區別,就體現在軍裝的這四個口袋上面,我們都習慣性地把口袋叫做“衣兜”。

戰士穿的軍裝只有胸前的兩個兜,軍官穿的軍裝則在上衣下襬處多了兩個挖兜,一共是四個兜。另外一個區別在於,戰士只發解放鞋和布鞋,軍官除了這些之外,還會配發一雙皮鞋。所以那時候看誰是否提幹了,首先就是看他的衣服上有幾個兜。

有人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來到軍營中的士兵,應該說個個都是好兵。所以,凡是入伍來到部隊的戰士們,都希望能在軍旅生涯中,也穿上有四個兜的軍裝。這不僅僅是為了多兩個兜,可以多裝一些隨身物品,更因為那代表著你的身份,已經發生了質的轉變,不用再擔心服役期滿就讓退伍回家,像我這農村兵退伍就面臨重新種地的問題。

我入伍那年正趕上部隊提幹制度大改革,從建軍之後一直執行的,在表現優秀的戰士中直接提幹的政策,變成了必須經過院校進修學習才符合提幹條件。這就使得1978年入伍的我們這一批兵,基本斷了“穿四個兜”的念頭。

因為人貴有自知之明,我們上學時,從初中到高中,都是“不學ABC照樣能當接班人”的年代,上學主要不是學習文化知識,而是從事各種各樣的勞動,各種升學也不看考試成績,主要看你的家庭成分和出身,是不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子弟。

在那樣的學習環境裡過來,現在一下子讓我們去考軍校,不要說沒有時間複習,就是給三個月的複習時間,也不可能考上。所以,自打聽說提幹制度改革後,對穿“四個兜”的軍裝,我也就不抱過多希望了。

但人生中存在著很多機遇,有些機遇往往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就在我們不抱希望之後,穿“四個兜”的希望卻出現了,並且來得是那麼突然,甚至可以用“喜出望外”來形容。

那是1983年的3月,我們連隊還在巢湖農場種稻子,我作為連隊炊事班負責飼養48頭豬的一名飼養員,每天都興致勃勃地到池塘裡撈水葫蘆草,回來剁剁拌豬食餵豬。

有一天上午,我剛打豬草回來,給養員興沖沖給我送來一份通知,讓我到合肥參加安徽省軍區政治部舉辦的文學創作學習班。按通知要求,我第二天就背起揹包向合肥出發了。

出發頭一天,我專門找司務長,把平時捨不得穿的新的確良軍裝從倉庫取出來,把一副嶄新的紅領章和紅五星綴在軍裝和解放帽上。我想,我是飼養員,平時要掃豬圈、挑豬食、打豬草,泥裡水裡勞動,可以穿得“艱苦樸素”一些,即使軍裝上打了補丁也沒關係,因為沒有外人看到。而這次卻不同,我是從最基層連隊到省軍區去參加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都是來自全省各部隊的“名人”,我不能因為我是來自農場部隊的,就穿得邋邋遢遢,讓別人對我們連隊的管理工作產生懷疑。再說了,參加學習班的說不定還有女學員呢,第一印象總不能太不講究了。

我把軍裝穿得整整齊齊,把揹包打得闆闆正正,把心情調整得高高興興,去參加學習班了。

在學習班上,每天聽老師講課,聽學員們談創作體會,參加報刊編輯老師的改稿活動,時間被安排得滿滿當當的,完全沒有聽說部隊要換裝的訊息。

半個月之後,我從學習班帶著豐厚的收穫回連隊,走在舒展平闊的巢湖大堤上,看著一望無際的湖水,浪花歡快地跳躍,水鳥在湖面上展翅飛翔,心情有說不出的愉悅。等進了連隊,我卻驚訝地發現,一切都發生了變化。我揹著揹包雄糾糾氣昂昂地走進連隊炊事班,我看到我的戰友覺得好奇怪,他們的軍裝都變了,全換成了上綠下藍的“民警服”。我看看我身上的解放軍軍裝,再打量著他們的上綠下藍服裝,以為自己是走錯了地方。

炊事班謝班長看我很驚訝,就告訴我說,現在我們已不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編制了,我們都成了武警部隊的一員。我們團改隸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安徽省總隊第三支隊,我們七連改成了七中隊。他還說:“連隊的指導員還稱指導員,連長改成了中隊長,擔負的任務不變。我們已經把你的新衣服領了回來,趕緊換上新武警的服裝吧。對了,軍裝也不再叫軍裝,而是改為警服,以後我們就是武裝警察,不是解放軍戰士了。”

聽到班長說以後我們“不再是解放軍戰士”的時候,我心裡突然就有了一種巨大的失落感:參軍入伍成為一名光榮的解放軍戰士,是我今生最大的驕傲和自豪,成為解放軍剛剛才四年時間,咋就又變成警察了?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我嘴裡嘟囔著這個嶄新的名詞兒,把班長遞給我的上綠下藍警服開啟,這時我才注意到,上衣竟然是四個兜,我說班長你弄錯了吧?你給我這是幹部服裝呀。

他一聽笑了,詼諧地說:“我們現在都是幹部待遇了。”說著在他的軍裝上拍了拍,我一看,他穿的也是四個兜,再看炊事班的戰友,穿的警服全是四個兜的。這下我咧開嘴笑了,這麼說我們和幹部沒有啥區別了?

我把新警服換上,把老軍裝疊了起來,疊到一半的時候我又停住了,我把我穿過的老軍裝從包裡全找出來,抱到水池邊,默默地洗了起來。我覺得這解放軍的軍裝以後不會再穿了,我要把它洗乾淨、疊整齊,一塵不染地存放起來。因為它是我從農村走向軍營的見證,是我從青澀走向成熟的見證,是我從懵懂走向敢於擔當的見證。

我慢慢地、認真地洗著,自穿上這軍裝之後的四年時光一一在腦海閃現:我穿著它站哨、訓練、戰術場上摸爬滾打,我穿著它學習、勞動、走在雄壯的隊伍裡,我穿著它照相、探家、上街、吸引過無數羨慕的目光,我穿著它奮鬥現在、暢想未來、思考人生,它藏著我多少英雄夢想啊。可從今天往後,它就要永遠的被疊起來,放進記憶了,不知戰友們是否和我一樣有萬千不捨?我這心中卻是一層層說不出的留戀。

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轉隸、換裝,這都是上級的命令,作為戰士,我堅決服從。

新的警服,上衣是國防綠,領口仍綴著紅領章,下身是“海軍藍”的褲子,帽子和解放帽一樣,不同的是,原來的紅五星,換成了紅底燙金的國徽作為帽徽,大小同啤酒瓶蓋類似。

說實話,剛穿上這新警服,咋看都不習慣,只有這上衣的“四個兜”,讓我感到特別滿意,這可能就是人們常說的虛榮心吧。因為隊長、指導員和我們站在一起,他要不穿皮鞋,根本分不出誰是戰士誰是幹部。

由於服裝上的身份標誌不明顯,我也曾鬧出過笑話。

記得就在這次由解放軍軍裝換為“民警服”半年後,我調到新成立的武警安徽總隊宣傳處當報道員,同時調去的還有和我一個支隊的老兵塗維龍。

一次我和塗維龍奉命到安慶市支隊採訪,正在機關大院組織部隊訓練的支隊長程志學,看到我們兩個進了支隊大院,迅速命令部隊立正,他跑步來到我和塗維龍面前,很標準地給我們敬了個軍禮,並報告:“部隊正在訓練,請指示。”

平時都是我們給首長敬禮,突然接受支隊長的敬禮,有點出乎意料。由於以前沒有遇到過這種“突發事件”,我們兩個也就沒有事先協調過,在不知道塗維龍還不還禮的情況下,為了使我們不失禮節,我抬手還了禮,同時我也聽到塗維龍回了一句和我說的一模一樣的話:“繼續訓練。”

按規定戰士要向首長敬禮,然後首長還禮。今天支隊長卻向我們倆戰士先敬禮,我想這不是支隊長亂了規矩,是我們身上都穿著“四個兜”的警服,在沒有來得及介紹、不明職務的情況下,顯然是支隊長把我們誤當成了總隊機關的幹部了。

上綠下藍的82式警服,我前後穿了近三年的時間。1984年十月一日,國家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建國35週年大閱兵,出現在億萬觀眾面前的武警方隊,穿的是清一色的橄欖綠警服,這就證實了武警和解放軍一樣要換新式服裝的傳說。等我10月23號到北京軍區新聞幹部教導隊上學的時候,看到來自福建、北京、深圳的武警同學,都已穿上了新款的橄欖綠警服。那時候還是改革開放初期,因為國家還不富裕,一次性把全國武警部隊的服裝全換了,一定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採取了先沿海、視窗城市,後內地的分批換裝方式。

我知道,當橄欖綠出現在人們視野的時候,就意味著上綠下藍的82式警服,即將退出警營的舞臺,我們穿“民警服”雖時間不長,但夏服已全改成了的確良,冬裝全都是滌綸布料,比純棉的65式軍裝有了不小的變化。由於提前知道了換裝的訊息,對新裝的期待反而更濃於對老警服的不捨。紅領章、紅五星我戴了四年,紅領章和國徽我戴了三年,兩次換裝所蘊含的不同心情,使我對軍人的職責和使命,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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