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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前往辦理天津教案之前 給長子寫了一封遺書_民眾

  • 小白兔

  • 2019-01-13 10:00:33

1868年,曾國藩奉命出任直隸總督。

然而,兩年之後,天津就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情——“天津教案”。

案情倒也不復雜。當年夏天,天津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所收養的孤兒有三、四十名患病而死。此前,天津又發生多起兒童離奇失蹤的事件。有人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引發民眾圍攻教堂。

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在與天津靜海知縣劉傑理論時,開槍打死了劉傑的遠房侄子劉七。圍觀民眾在激憤之下,打死了豐大業及其隨從,又衝進教堂,殺死了數十名名修女、神父、僑民和中國教徒,放火焚燒了法國望海樓教堂、育嬰堂、領事署及英美教堂數所。

“天津教案”發生之際,曾國藩正在飽受眩暈病症的折磨,即如他日記中所言,“床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他感覺大限已至,便委託自己的學生、兩江總督李鴻章從江西建昌運送了兩副棺木料來保定府。

沒想到,兩副棺木料剛剛運抵保定城直隸總督衙門,朝廷的諭旨就接踵而至。

諭旨裡面說:“曾國藩病尚未痊,近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係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援,著前赴天津,與崇厚會商辦理。……曾國藩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

雖然諭旨裡以商量的口吻,詢問曾國藩是否能去天津,但曾國藩心知肚明,自己是直隸總督,處理髮生在境內的“天津教案”是義不容辭的責任,怎麼可能置之度外呢?

然而,“天津教案”比當年進剿太平天國和捻軍,比如今興辦洋務,複雜得多,也艱難得多。

原因很簡單,“天津教案”牽涉到了法國人。在清朝晚期,只要牽涉到外國人在內,多簡單的事情也變得複雜起來。曾國藩書生帶兵,建立湘軍,與太平軍作戰10多年,見慣了各種各樣的大場面,但一旦與外國人打交道,他就不由得發愁。

正是出於對前程的悲觀,曾國藩給長子寫了一封遺書: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復難和解,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善策。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示一二,以備不虞。”

在這封遺書裡,曾國藩表達了法國人“性情凶悍”、天津民眾“習氣浮囂”的憂慮。地方官員面對這兩股勢力,難以採取平衡之策。朝廷所謂“持平辦理”,說來容易,做起來難。稍微處理不慎,就會面臨三不討好的結果:既沒有安撫法國人,也沒有平息天津民眾的怒火,還沒有讓朝廷滿意。到時候,自己人頭不保不說,一世清名勢必毀於一旦。

曾國藩對曾紀澤安排了自己的後事:“餘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第二日,曾國藩就帶著幕僚趙烈文等人,冒著酷暑趕往天津城,

7月8日,到了天津後,曾國藩頒發《諭天津士民示》,告誡天津士民不可以忿報忿,以亂招亂。7月21日,曾國藩在進行一番調查後,向朝廷奏報《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

在這封奏摺中,曾國藩彙報了處理建議。曾國藩幾乎答應了法國人提出的所有要求,如派專使到法國道歉,將帶頭鬧事民眾處死18人、充軍流放25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靜海知縣劉傑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子等。

由於曾國藩對法國人過於示弱,激起了民眾的怒火。曾國藩迅速成為了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物件——就如他自己在日記中苦澀地說:“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

在京城的湖南會館中,曾經高高懸掛著曾國藩“官爵匾額”。如今,這些匾額全部被毀掉。曾經以曾國藩為驕傲的湖南同鄉,不再承認他是湖南人。

這一幕,是曾國藩從保定出發時,就早已經預料到的吧?

【參考資料:《曾國藩家書》《清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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