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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週書記:無處可遁的……讀書人_文化

  • 小白兔

  • 2018-11-15 18:05:24

  《且借紙遁: 讀書日記選 1994-2011》,葛兆光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310頁,49.80元

正因為書是讀不完的,所以非常喜歡讀書的人恐怕也都喜歡看別人的讀書筆記,而著名學者的讀書筆記就更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但能帶來知識上的收穫與心智上的陶冶,而且從中常常可以看到某種更鮮活的(雖然可能只是一鱗半爪)學術史,或者學林八卦,因為在學者眼中,總有向學術源流和學界人物投去的目光,讀起來最起碼有此三重樂趣。但是說實話,很多學者恐怕不願公開自己的讀書筆記,就如有種說法,書房不能隨便讓人蔘觀,好像總有很多“學術隱私”是不能公開的。

也正因上述兩方面的原因,葛兆光教授的《且借紙遁: 讀書日記選 1994-2011》(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更是顯得特別有份量、有價值和有趣。對既喜歡讀書同時也喜歡寫點讀書筆記的讀者來說,閱讀該書帶來的樂趣就更多——不敢奢望英雄所見略同,卻也知道彼此“讀書有同好焉”,已是一樁樂事。葛教授在書前“小引”中說“瀏覽的雜書成了眺望的窗戶”,藉此“溜出去長長地透一口氣”,卻如該書封底語所言:“在不經意間開啟了一扇窗,讓讀者得以窺見他的讀書生活。”應該說,讀者真正得以窺見的是作者視野中的那個書世界的種種精彩,同時恐怕也會感受到種種無奈,比如說許多海外版書籍與內地版的版本差異等等。

關於子安宣邦的《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趙京華編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葛兆光先是肯定了《東亞論》有些論述是很不錯的,如關於日本需要通過把中國文化“他者化”才能具有和強調日本文化的獨立品格,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面對中國文化時的複雜心態(181頁)接著,通過閱讀《讀書》編輯部組織的子安宣邦座談會的記錄,提出了三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第三個是關於子安對“東亞共同體”的想象問題,提出:“需要論證的是,所謂"東亞"現在真的有一種什麼"同一性",能使它們的內部差異小於與外部西方諸國的差異嗎?這個"東亞",在地域距離被便利交通越來越淡化的現代,究竟憑什麼可以互相信任並聯系成為一體?是文化、歷史、傳統,還是利益?”(183頁)

這的確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在我的記憶中,《東亞論》中有兩篇論文表明子安對“東亞”這個概念的歷史敏感性是比較注意的,他在這兩篇分別參加在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召開的東亞文化研討會所提交的論文中,都敏感地意識到在“東亞”這個概念中無法抹去的帝國曆史印記與會議主辦國的歷史記憶中的緊張關係。在對“東亞”這個概念的歷史檢討中,子安表現出批判性反思和歷史自省精神,擔心和拒絕在今天不恰當地運用這個概念會導致帝國亡靈的復活。進而想到當年他所參與的以臺灣大學高研院黃俊傑教授為中心的“東亞儒學”研究專案,他所贊成的“東亞儒學”或“東亞文化研究”都不是對應於實體化的“東亞”的話語建構,而是一種開放的關於儒學文化的研究視角與方法論。

不知道我對《東亞論》的這點印象是否有誤,葛兆光教授提出的這個很有意義的問題會促使我回去重讀子安的這本《東亞論》。更有意義的是,在這則讀書筆記與評議中,可以看到作者對時下學界風氣、現象的敏銳洞察和理性評析。葛兆光說:“其實,現在我最擔心的:一是中國學者因為追逐潮流譁眾取寵而亂跟時尚,完全不考慮具體的歷史語境;二是在對話中失去立場,而被對手方同質化,從而成為應聲蟲甚至是跟屁蟲;三是因為"影響的焦慮"和"權力的聲音"而結成朋黨,更黨同伐異、互相亂捧,變成圈子主義。”(183頁)這是寫於十幾年前的話,說得非常準確到位,而今天學界的某些情形恐怕更為糟糕。

季鎮淮:《司馬遷》

如果說葛兆光幾十年讀古文獻、做思想史是坐冷板凳熬出來的功夫的話,他“偶爾從象牙塔中”“拿個板凳墊腳,找個窗戶出氣”的時候,那口氣是有溫度的,有時甚至是熾熱的。由季鎮淮的《司馬遷》而“突然有些感想:當我們開始閱讀並領會古典文化的時候,我們就是重塑(推理與想象並有)過去的生活與思考。當我們欣賞並感動於古典時,我們就是在縮短我們與過去之間的那種文化和時間上的距離,當我們以為瞭解並解釋這些古典的時候,我們是在用一種與我們興趣、知識、價值相近的"理解"在重新建構古典”(248頁),這是很有溫度的人文閱讀與思考。他讀《哈維爾選集》,認同他關於“秩序”的觀點——“秩序”會通過意識形態的宣傳而強化意義和擴大範圍,從而取消了其他價值的合理性;而且“意識形態的花言巧語,成了一座無窮的大山,當權者不斷希望藉此影響人們的思想,而由於這些花言巧語全無內容,公眾通常不大察覺在其中深處流露一個明確和有意義的訊息,一項現實的忠告,"如果有可能的話,別碰政治……你就平安大吉"(這是引哈維爾的話,75頁)這已經有點上升的熱度。

作為一個文人,什麼是“別碰政治”?作者讀《翁同龢日記》,發現有“三件雅人逸事”,“一是遊山玩水訪僧問道,二是吟詩作畫校書讀帖,三是蒐集字畫古書兼會客應酬,偶爾把頭伸出窗外,才吃了一驚,但是不久又縮頭回去,照舊心安理得地過著舊時生活。”(5頁)那麼延伸開來,一個讀書人如果喜歡思考政治什麼的,自然就不會是平安大吉,而是難以安身,無處可遁了。關於趙鼎新那本書的評議,在冷靜、理性的分析中我感到隱隱有一種熾熱的情感在升騰,最後提出的問題也很重要——時光流逝,“撰寫歷史”者將如何下筆?作者認為,“如何結合社會學與歷史學,如何平衡事後的理性分析與體驗當時的歷史環境,如何綜合觀察者的觀察與當事人的回憶,就是撰寫歷史很重要的問題了。”(298頁)

作者在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發現《劉大耷劉大年存當代學人手札》(非賣品,劉潞、崔永華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覺得可作現代思想與學術資料來讀”,從中摘錄的一則令我深有感觸:“1961年5月7日範文瀾《致劉大年》談到黃炎培贈書給近史所的事情,範讓劉大年去看望黃,但下面卻說:"他是我唯一的現存尚在的老師,但不是啟發我向往革命的老師。寫信時我不大願意自稱學生,直寫姓名又恐傷他自視老師視我為學生的感情,你如去看他,當面替我說病末恢復,不多出門的意思"。這是一個自認為是革命者的歷史學家對老師的曖昧態度。”(47頁)葛兆光的評議很好。一個歷史學家一旦自認為是革命者,竟然就可以如此“尊師”,令人齒冷。

葛兆光做思想史研究,非常重視利用影象資料,通過宗教祭祀影象、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早期互相想象的圖畫、古代中國刻印的世界地圖、早期譯西書中的一組插圖、道教中典籍中一些地理圖轉化的神符圖等等個案研究,開拓出思想史研究中的“影象證史”路徑。在這本讀書日記中,果然也看到他在影象研究方面的閱讀印記。讀李漢林《百苗圖校釋》,第一句話就是:“一本講圖的著作,卻沒有一張插圖,真是不可思議。”這真是快人快語,一劍封喉。接著通過比對各種資料,發現該書存在的問題:“一是未見到更多的苗族圖冊,其實歐美各國所收藏的苗族畫冊極多……作者恐怕沒有好好收集資料;二是應當考慮其與乾隆年間《職貢圖》、四庫本《職貢圖》,以及其他各種族群的圖冊的關係,不僅這些圖冊有一種共同的描述模式,而且這種模式背後有某種對於邊疆族群的觀念,即使不作思想文化史的分析,廣採諸本,至少可以互相對比與校勘;三是作為一部校勘標點的書,其中卻有不少錯字,如“絰”字錯成“經”字等等,可見粗疏。”(114頁)繼而談到黃才貴編《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也是老實不客氣地說:“這部書編次頗無法,體例又混亂,時而亂髮議論,時而插入資料,且不合學術規範,尤其是資料多不註明出處。唯其收集頗豐,能開眼界,讓人對貴州有一歷史瞭解。”(135頁)在差不多兩年之後,又繼續補寫:“目前研究貴州苗族歷史與影象的著作,如李漢林、黃才貴等書,均沒有廣泛參考國外學者的研究。”他舉出何羅娜(Laura 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業》就是研究《百苗圖》的,收集了全世界各個圖書館藏的《百苗圖》,研究相當仔細和深入。(135頁)可以看到他很關注民族影象與史學研究的關係,所指出的問題更是研究者必須警惕的。

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

讀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葛兆光認為這是“國內學人應當好好閱讀的書。此書揭發人們往往把"左派"、"革命"、"無產階級"變成神話,當做政治正確的符碼,在這種看似絕對正當的掩護下,其實是一些不合理的訴求”(150頁),可謂言簡意賅。而最後那段引雷蒙·阿隆書中第369頁的那段話,更是一語中的。問題是他讀的是臺北聯經版,我手頭沒有2005年的譯林版,未知是否有差異。他在引語之後接著說,“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同樣相信一個絕對真理的存在和絕對價值的優先性,他們總以為自己掌握著這一把關鍵的鑰匙,所以總是在做指導社會的仲夏夜之夢……”(153頁)誠哉斯言!

有點出乎意料的是,葛兆光也喜歡讀簡繁的《劉海粟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他的評價是“這真是一部奇書……他筆下的劉海粟的為人與作風,讓人想及《笑傲江湖》之任我行,其晚年行徑,讓人想起《將軍碑》中之老將軍,而早年事蹟,則讓人覺察二十世紀中國之亂世濁流。”“不知是譽是毀,但是惟妙惟肖,讀其書,想見其人,實在有趣得緊。”(113頁)在我記憶中,這部關於劉海粟的傳記不止是“有趣得緊”,而且時有驚人的敏感之語,比較符合我想象中的那位“海老”的真實內心。記得當時讀著,竟然時有詫異之感。於是無端又想起讀書人的問題:天涯芳草,怎麼會無處可遁?

作者: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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