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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之惡,超乎你的想象!_胡惟庸

  • 小白兔

  • 2018-11-13 07:17:39

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一個漢民族組建的明王朝。不過,這並不等於漢人惡運結束,反而是一個更漫長黑暗的開始。

一、朱元璋的大屠殺

明政府統一華夏,漢人自然地升起一種願望,認為蒙古人統治的黑暗時代已經過去,漢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應該跟歷史上若干偉大的王朝一樣,至少在開創初期,呈現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榮氣氛。

這種願望並不奢侈,然而,漢人的命運太壞,他們所遇到的政治領袖,不是劉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現實走上一條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發動有計劃地合法屠殺,完全採用七世紀武則天當政時期來俊臣的冤獄手段,但殘酷的程度,卻使來俊臣所作的,看起來好像兒戲。

最重要的兩次行動,一是胡惟庸冤獄,一是藍玉冤獄。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極有才幹。在本質上,自卑感過重的領袖跟有才幹的幹部不能並存。1380年,“有人”告發胡惟庸謀反,勾結東方大海中的日本,準備在宴會上殺掉朱元璋(參考來俊臣的《羅織經》,就可瞭解,當權人物決心除去某人時,自會“有人”告發他謀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滅三族。

過了漫長的十年,到了1390年,朱元璋的獸性再度發作,宣稱,他又發現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陰謀和新同黨,於是展開全面逮捕,連朱元璋最尊敬的開國元老,77歲的宰相(太師)李善長,都包括在內,共處決二萬餘人。朱元璋還編撰一本書,名《奸黨錄》,附錄李善長的供詞,昭告全國。

三年後,1393年,朱元璋發動第二次屠殺。“有人”告發大將藍玉謀反,立即逮捕下獄。然後發表藍玉的供詞,藍玉在供詞中承認準備發動兵變。於是藍玉被磔死,滅族。根據口供牽引,被滅族的有一萬五千人,其中有一個公爵,十三個侯爵,二個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孫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編撰一本書,名《逆臣錄》,昭告全國。

朱元璋兩次大屠殺的物件都是他初起兵時親如手足的患難朋友。他們為朱元璋效命,當他們以為可以分享富貴時,卻遭遇朱元璋的毒手。

然而,這兩次大屠殺不過只是整批死亡。事實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殺,像皇太子的教師宋濂,朱元璋尊稱他是“聖人”,來往宮中,如同一家,卻因他孫兒牽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貶竄而死。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劉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終於把他毒死,反而宣稱是胡惟庸毒死的,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廣洋詢問是否知道。汪廣洋不明瞭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說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廣洋貶竄,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絞死。

平定雲南的大將傅友德,父子同時賜死。

平定廣東的大將朱亮祖,父子同時被鞭死。

大臣李仕魯在金鑾殿上表示堅決辭職,朱元璋認為看不起他這個皇帝,教武士摔死階下。

在所有共患難的老友之中,只有三個人得以保全生命,沒有被扣上謀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達,一是湯和。常遇春運氣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徐達事實上死於處決,他患一種疽瘡,最忌鵝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鵝肉給他,並命送鵝肉的宦官在旁監督著他吃掉,徐達一面吃一面流淚,當晚毒發逝世。所以,事實上只有湯和一個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終。他逝世後,他的家族暗暗慶祝。

可以說,十四世紀的最後三十年,中國成為恐怖世界。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來,閤家才有笑容。

首都應天(江蘇南京)如此,全國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錄皮亭”,官員一旦被指控貪汙,即被剝皮,懸皮於亭中,以示警戒。根據統計,中央政府副部長以下和南直隸(江蘇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員,因貪汙罪名死於監獄或被判決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數萬人。而嚴厲的追繳贓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國中等以上人家,幾全部破產。

嚴懲貪汙使人歌頌,但問題在於訴訟法,即被指控貪汙的官員,是不是真的貪汙。在酷吏酷刑之下,連滅三族的謀反罪名,都坦承不諱,更何況僅殺一身的貪汙。

不過真正的恐怖並非死刑,而是追贓。死刑一死即了,追贓則遺禍無窮。死囚的財產不足以賠償贓款時,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於是某家即被摧毀。如果仍不能夠足額,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轉存到另一家若干。輾轉牽引,幹裡外素不相識之人,都會成為窩主,家破人亡。

二、滅絕人性的特務機構

朱元璋無止境的屠殺,史學家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孫年幼,後來皇太子又很早死去。為了保持政權,不得不如此。

但僅此現象不一定非產生無止境的屠殺不可,十世紀宋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作為應對。公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的情形相同,但劉邦只對少數的將領懲處。七世紀當皇帝的武則天的處境更為嚴重,也只個別打擊。

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於他的性格,一種絕對自私和愚昧的蛇蠍性格——他的後裔也具有這種性格,表現在行為上的是短見、冷血,喜歡看別人流血、看別人痛苦、看別人跪下來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絕寬恕。這是人類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種品質,具有這種品質的普通人,對他的朋友和他的社會,都能造出最大災害。身為皇帝而具有這種品質,更使這種災害擴大,無法加以控制。歷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爾都還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則完全沒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來的小動作。

——對草莽英雄或革命群眾而言,一旦判斷錯誤,或被命運之神作弄,選擇或擁護朱元璋這類人物作為領袖,那是一種真正的不幸。然而,僅只屠殺,帶給國人的痛苦,仍是暫時的。朱元璋對國人最嚴重的傷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國文化和物質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紀,都比歐洲進步,但朱元璋使這種進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紀歐洲人侵入中國時,中國已墮落成一個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後三百年,植根於此。

三百年的落後,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無與倫比的罪惡。

朱元璋跟劉邦,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劉邦畢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終保持英雄們所有的豁達大度的氣質,不脫平民社會的本色。朱元璋卻深以他的平民身份為恥,深以他當過乞丐和當過和尚為恥。在他充滿自卑的情意結中,異常羨慕官員和士大夫所保持的優越地位,因而產生強烈壓制別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們曾一再提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權觀念,但故意建立摧殘人權制度的,則由朱元璋創始,即三百年間使人聞而顫慄的“詔獄”與“廷杖”。

我們先用下頁表,說明明政府中刑事訴訟機構的地位和互相關係:

刑部負責法律的制定和頒佈,管轄全國各地司法機構,有權提審它認為不恰當的案件。都察院負責對不法事件糾察檢舉,並派遣官員(御史)分赴各地,擔任“巡撫”官職,接受人民對官吏的控訴,它也可以審理,也可以判決。大理寺類似國家最高法院,負責對前二機構的審判,作最後裁定。它們被認為“三法司”,是政府正規的司法系統。

三法司當然地是在皇帝絕對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認為它們仍有理性成分,於是另行設立他直接指揮的“錦衣衛”(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錦衣衛內設“鎮撫司”,即軍法處。錦衣衛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後,即交鎮撫司判刑處決。如臂使指,快捷了當,沒有任何顧忌。胡惟庸、藍玉等五萬人的兩大冤獄,就是錦衣衛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後裔認為錦衣衛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滅,於是,十五世紀時,再創立“東廠”,又創立“西廠”。十六世紀時,更創立“內廠”,由皇帝最親信的宦官主持。

本已佈滿全國的祕密警察,遂互相交錯,密如蛛網,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現象。街頭巷尾的一舉一動,夫妻爭吵和市井打鬥,早上發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

宦官主持詔獄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隨時向皇帝直接提出報告,皇帝可以隨時向宦官釋出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無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還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廠”、“衛”逮捕,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免。

對人性具有同等摧毀功能的,還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廣眾之下,用木棍對罪犯拷掠(打問)。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贓的工具,也是刑罰的一種。一個人如果被處罰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極端痛苦羞辱的死刑。

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沒有人能維持人性的尊嚴。對高階官員(部長副部長以上)執行廷杖時,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監刑,其他政府官員則陪坐兩旁,左邊站小宦官三十人,右邊站錦衣衛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獄吏百餘人,都穿短褲,手執木棍。

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讀皇帝的詔書(判決書)後,“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獄吏撲上來,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從肩膀以下綁住,使他不能轉動。再把他雙足用繩索綁住,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時,受刑人痛苦難忍,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土塞滿口中,鬍鬚全被磨脫。這是一副慘不忍睹的摧殘人性的圖畫。

強壯的人可支援八十下,超過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斃命。不死時,也要割去敗肉數十碗,醫治半年以上。錦衣衛行刑獄吏,都受過特別訓練。如果得到滿意的賄賂,他們打下的木棍,看起來很重,甚至血肉橫飛,但受傷較輕,痛苦也較輕。如果家庭貧苦,無錢行賄,他們下杖時看起來很輕,面板也不破,但痛徹心腑,只三四十杖,靜脈血管就會寸寸切斷,全部肌肉組織潰散,不久即死,無藥可救。

三、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韓宋帝國,中央政府設立下表所列的三個機構,作為中樞。由中書省首長,擔任宰相,作為皇帝的助理。中書省內設立六部,負責全國行政。

十四世紀八十年代,朱元璋誣陷宰相胡惟庸謀反後,即下令撤銷中書省編制和宰相職位,擺升六部為一級中樞機構,各部首長(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不再設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發號施令,已經夠專制的政府,此後進入更絕對的專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個祕書機構,稱為“內閣”,所委派的祕書,稱為“大學士”。大學士冠有某殿某閣字樣,以資分別(殿閣都是宮廷中的建築物)。大學士的職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長(尚書·正二品)要低三級,等於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員。

中國有史以來在政治上佔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從此消失。皇帝遂在沒有助手幫手的情形下,單獨處理帝國事務。朱元璋對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認為是他最高智慧的結晶,可以永遠保持明政權於不墜。所以他下令說:“後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請求,即以叛逆論罪,凌遲處死。”

然而,問題就發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來自民間,政權又由他創立,對繁瑣的政務,還可以勉強應付。但他的後裔卻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惡少,生長在深宮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對著千萬種變化莫測的帝國事務,必然手足失措。

朱元璋在位時,平均每日要親自批閱150件奏章,裁決400種案件。從前有宰相可以幫助皇帝,如今沒有人能為他分擔,他也不準別人分擔。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內閣,命那些大學士在每一個奏章或案件上,簽註意見,寫出對該事的分析和應如何反應的建議,甚至皇帝頒發命令的草稿,都一併擬好呈上。——當時術語稱為“票擬”和“條旨”。皇帝即根據這些簽註,加以批示。於是,不久之後,大權遂漸漸滑入大學士之手。大學士成為沒有宰相名義的宰相,內閣也成為沒有中書省名義的中書省。

內閣大學士有數人之多,並不是每一位大學士都可簽註意見,必須資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華蓋殿大學士,華蓋殿後來改為中極殿),此人即世人所稱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學士畢竟不同於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單獨推行政令,大學士便無此權。他只能依靠“票擬”一一簽注意見,來竊弄皇帝的權力,只有黑市地位,沒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學士跟皇帝之間,還有一段距離。對皇帝如何裁決,是不是依照他簽註的意見裁決,甚至會不會作相反的裁決,大學士都不知道,他們也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解釋的機會。

事實上,到了後來,皇帝深居宮中,不出來露面,大學士遂數月數年,或數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這種脆弱的“票擬”,維持權力。而此票擬,卻要仰仗宦官轉達,並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補充說明。皇帝所頒發的命令,也由宦官傳遞,有時用批示,有時用口頭,宦官的權力遂日形膨脹。而皇帝和大學士之間,往往互不認識。皇帝對大學士的印象,全來自宦官的報告。於是,政府大權又從大學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們可用下表顯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紀中葉後所呈現的組織形態。必須對此形態瞭解,才能對明王朝瞭解。

宦官,在蒙古帝國時,改稱“太監”。太監本是宦官中的一種官職,後來演變為凡宦官都稱太監。明政府的宦官組織,共有40個機構(十二監、四司、八局、十六雜房)。司禮太監僅只是40個機構中十二監之一的“司禮監”的首長,但卻是一個最高職位,可稱之為宦官之王。原因很簡單,他負責伺候皇帝,並擔任皇帝和內閣間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權力魔杖。大學士簽註的意見,必須司禮太監先看過,才能到達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時,司禮大監有機會隨時參加意見。

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司禮太監的關鍵。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歲即位,正是貪玩的年齡,司禮太監劉瑾,每乘他專心遊戲時,請他批閱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說:“你不會代我批嗎,我用你幹什麼?”

劉瑾正是要小傢伙說這句話,然後他的批示即獲得法律根據。於是司禮太監成為皇帝助手,大學士反而降為司禮太監的祕書,司禮太監命他如何簽註意見,他只有照辦。到了以後,連大學士都由宦官推薦,絕對專制的弊端,全部出現。

英國於一百年前,即建立國會,約束君主權力。中國卻恰恰相反,君權更加肥壯,這是明王朝加給國人的不幸。

四、大黑暗時代

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澱。十四世紀末期,這河流終於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

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文字獄屬於詔獄的一種,它的特徵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文字的意義不在客觀的解釋,而在當權人物主觀解釋。文字獄的本身就是當權人物作賊心虛的一種反應,越是心虛,越是神魂不寧,聽到別人說“亮了”,他就肯定是諷刺自己的禿頭,因而惱羞成怒。於是知識分子除了被“誣以謀反”外,又多出一種純屬於文字的災難。——因而我們想到倉頜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舉例子說明: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

這些句子裡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釋,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顯然是諷刺他作過反賊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於是許元被處斬。

當然,文字獄不限於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對印度高僧釋來複最為禮敬。釋來複告辭回國,行前寫了一首謝恩詩,詩中有兩句:“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意思很明顯,他生在異國(殊域),自慚不生在中國,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歌頌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釋不同,他說:“殊,明明指我‘歹朱’。無德,明明指我沒有品德。”於是釋來複從座上客變為階下囚,處斬。

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則是釣鉤。

科舉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進士一科,並分為三個階段完成。縣級考試(縣試)錄取,稱為秀才,即初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省級考試(鄉試),錄取後稱為舉人,即中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由教育部(禮部)主持的中央級考試(會試),錄取後再參加由皇帝主持(實際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試(殿試),錄取後稱為進士,即高階知識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樣,有一項不成文法,非進士出身,不能擔任宰相(大學士)或部長級高階官員。

科舉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至為瞭然。它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則學校不過是培養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

朱元璋更規定考試範圍,以《五經》、《四書》為限。《五經》、《四書》,又以理學道學領袖人物朱熹的註解為標準課本。十四世紀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別頒佈一種試卷格式,規定應考的知識分子遵守。十五世紀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進一步加以約束,規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種文章的體裁,指文章的八個部分,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這種形式是嚴格的,不能改變,改變便不是八股了。

但八股主要的特徵卻在精神方面,即內容方面。依照規定,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八股文中沒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聖人的口氣說話,即儒家聖人系統在說話,看起來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實際上卻什麼都沒有觸及。

這種文體,跟代數學上的方程式一樣,用不著獨立思考——事實上是嚴厲的禁止獨立思考,只要能把聖人系統的言語恰當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試官欣賞錄取,便可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至於怎麼才能恰當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後直到十九世紀末期,500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奧祕,和最大學問。

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從《五經》、《四書》中選出全部可作為考試的題目,請老於此道的八股專家,撰寫數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誦。考試時,把適當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賭博時押賭注一樣,押中時就成為進士,被任命為官員;押不中時,則落第而歸,下次考試再來。

知識分子不再用接觸其他任何書籍,甚至連《五經》《四書》都不用接觸。年輕人偶爾翻閱《五經》《四書》,或偶爾翻閱歷史古籍,如司馬遷的《史記》之類,不但自己會懊悔浪費寶貴的光陰,即家長和教師,也必大大的震驚。如果有人竟然對文學藝術,如科學工程有興趣,那更駭人聽聞,會被他的親友所不齒,認為是讀閒書,浪費光陰。

自此,知識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醬缸之中,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類還有別的知識和別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於是一種只有中國才有的“官場”社會形成。

明王朝統治階層由這類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對人的評價,完全以官為標準。——猶如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評價,完全以錢為標準一樣。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恥辱,還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學,宣稱皇帝即是父親(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僅只廷杖,算不了什麼。

於是霎時間恥辱化為榮耀,本來應該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異的理論基礎的緣故,反而大悅,以挨廷杖為忠臣而自豪。人性尊嚴被嚴重歪曲,這正是醬缸文化的特徵之一。

歐洲歷史正開快車,十四世紀已進入文藝復興時代,掙脫黑暗時代的枷鎖,呈現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國人卻被糟蹋到這種地步,真是一個巨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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