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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功夫 世人只識得一半_社評

  • 小白兔

  • 2018-11-13 06:38:58

作者李以建右在金庸身邊工作二十餘年

李以建

編者按:昨天在香港舉行金庸先生告別儀式,全球華人世界同悼。本版特別刊發李以建先生的文章,以此表達哀思。李以建先生曾為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編審,1995年後長期擔任金庸先生祕書。本文論述金庸先生在時評政論、文藝批評、翻譯著作、學術論文等方面的成就,多為人們所少知,它們同樣構成獨到、精彩的金庸話語世界。

時至今日,從官方到民間,從海內外的華人擴充套件到各國的讀者,金庸小說可謂家喻戶曉;從學術研究的刊物到中小學授課的課本,金庸小說的閱讀和研究成為一門顯學。然而,金庸的社評卻尚未全部結整合書出版,仍鮮有人論及,更不用說他以諸多筆名撰寫的文藝批評、時評政論、專欄文章,以及翻譯著作和學術論文,這些都尚處於隱學階段。

筆者有幸於1995年來到金庸身邊工作,親聆教誨,在其親自指導下負責查閱收集並編輯他的文章和著作。迄今為止,這項工作還在持續地進行,其中原因之一,即除了當年在報紙上刊發的武俠小說連載外,金庸早期曾翻譯英文著作,為報刊撰寫影評專欄、文藝批評,創作電影劇本及歌詞;創辦《明報》後則負責撰寫社評、“明窗小札”專欄文章、“自由談”及時評政論,同時還從事翻譯,乃至撰寫學術論文,而且這些不同的創作都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因此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堪稱一絕。如果說,金庸的小說是浮現在海面上冰山的雄偉壯麗一角;那麼,金庸的社評等創作則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堅實厚重部分,二者是無法皆然分割的一體,共同構成了金庸獨特的話語世界。

社論

其篇幅之眾、字數之多超過了小說

反映出他對世界、歷史、人性的洞察

從1955年2月8日金庸開始在香港的《大公報》上刊發連載體小說《書劍恩仇錄》,到1970年發表《越女劍》,十五部長短小說寫了十五年。修訂的工作開始於1970年3月,到1980年年中結束,一共是十年。從執筆初始到第二次修訂終結歷時二十五年,嚴格地說,其創作的小說作為報紙的連載體發表,應為十二年零七個月,因為《鹿鼎記》直到1972年9月23日才在《明報》上連載結束,以上還沒有計算本世紀初的第三次修訂所花費的時間(大約從2000年至2006年)。

與之相比,從1959年5月20日在《明報》正式創刊日開始撰寫社評,直至1993年宣佈退出,金庸整整為《明報》撰寫了30多年的社評。報紙的社評從原則上說是每天必有的,之所以難以計算出精確的時間長度,因為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明報》中,偶爾會由於金庸外出而間歇性地暫停刊發社評,雖然這種現象極為少見。自上世紀80年代隨著《明報》的成長和擴大,於1982年成立社評委員會之後,金庸因公務及社會活動繁忙不再每天撰寫社評,只是間中就一些重大事件才親手動筆,雖然每篇社評都經過他親自審閱和修改,但有些社評的起草和初稿擬就已交由社評委員會的成員來完成。到1991年,金庸就波斯灣戰爭撰寫一系列社評之後,基本上不再親筆動手寫社評了。儘管如此,金庸撰寫社評的時間卻絲毫不比其創作和修訂小說的時間短,其篇幅之眾、字數之多,在數量上甚至超過小說;其蘊含的深刻內涵和宣揚的鮮明主張,以及體現出的對世界的洞察、對歷史的思考和對人性的把握,堪與小說媲美。

《明報》採用社評卻不署名,表面上看只是一種文類形式上的選擇,但究其內裡,卻可以看到,金庸不想採用一般通用的社論形式,是不願意對外界所發生的事情就事論事,只作一種映象式的被動反應,簡單地跟隨外界的輿論傾向和大眾的情緒波動去人云亦云地議論是非和判定對錯,而是十分重視自己能根據自己的原則來作出歷史事件的選擇和描寫,表達自己鮮明的觀點,同時通過社評的方式來闡述自己的信念。作為《明報》的創始人,他能集社長、總編輯和主筆一身,無需顧忌和權衡外界或其他勢力的干涉和騷擾,也無需按照別人的意旨去選擇歷史事件、去做他人的傳聲筒。所以他強調要保持個人風格,包括選擇自己“標新立異”的社評形式。有研究者認為,《明報》的成功得益於金庸小說的持續連載,誠然如此,但其實這隻說對了一半,真正令《明報》從小報跨入大報行列,併成為香港傳媒的佼佼者,還應歸功於其獨特鮮明的時政評論金庸社評。

總之,社評和小說是構成金庸話語世界的兩大支柱,二者並行不悖,表面上各自獨立,內裡卻又具有互文性。這為金庸研究提供了更加開闊的視野和豐富的資源,既可以拈出小說或社評作為某一特定領域的獨立的課題研究,也可以將二者結合在一起,相互參照,探究其內在的互文性,從而更深入而全面地研究金庸。換句話說,要研究金庸,既要研究金庸小說,也要研究金庸社評。我相信,金庸社評研究也將會像金庸小說研究一樣成為一門顯學。

時評“評論自由,事實神聖”

畢生踐行這一新聞理想

與社評具有異曲同工的則是金庸的時評政論文章,除了散見在其他報刊之外的,在《明報》上以專欄形式或連續發表的主要有:先在報紙上連載,而後結整合書,以查良鏞之名發表的《在臺所見、所聞、所思》;以“徐慧之”筆名在“明窗小札”專欄撰寫的文章,以評析當時的國際重大新聞和事件為主,歷時近六年;以“黃愛華”筆名發表在《明報》“自由談”專欄上的“論祖國問題”系列文章,專門論述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和民生,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談”第117期起,到1964年3月9日止,共64則,之後結整合書《論祖國問題》出版。

頗有意味的是,臺灣國民黨政府早期實行專制統治,甚至禁止金庸的武俠小說在臺灣出版發行,因此,作為《明報》的創辦人,金庸雖然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可“就是臺灣沒有去過”。直至1973年4月,金庸終於獲邀前往臺灣訪問十天。在這十天裡,他會見了蔣經國、嚴家淦、張寶樹等;前往金門參觀,同軍方將領交談;還跟臺灣文化界和傳媒界的友人見面相敘;參觀了臺灣的公路和水利建設;瞭解到臺灣公務人員的紀律嚴明和土地改革。於是,他就寫下了37則的短文,每一則都簡短地從某一特定角度寫出自己的見聞及觀感,或夾敘夾議,或縱論細剖,很有特色,堪稱金庸政論文章的範例,集中而全面地表現出金庸撰寫政論文章的所有特點,也體現出金庸從事新聞寫作和時政評述所秉持的信念。

事實上,這是金庸先生投身報業之後一直信奉的信念,也是他畢生踐行的新聞理想。無論是最初在報紙上從事翻譯、撰寫短小的評論,還是到後來自己創辦《明報》,把握報紙的總體編輯方針,以及自己的諸多寫作中,凡涉及新聞的報道和評述,他都堅持不變。直到退休離開《明報》,乃至今日,我相信他的信念都沒有絲毫的改變和動搖。2009年金庸應邀前往《大公報》參加報慶活動,他親筆留下墨寶,勉勵同行,並表祝賀,依然是:“評論自由 事實神聖 金庸 乙丑年夏”。

世評

偽裝成金庸的同事徐慧之寫專欄

既專業又省錢“明窗小札”是上世紀60年代《明報》為金庸撰寫國際政局分析和時評專門開設的一個欄目。這個專欄從1962年12月1日開始,直至1968年10月30日為止,除了1967年曾經中斷約5個半月外,幾乎每日一篇,總共近兩千篇。

金庸的“明窗小札”是用筆名“徐慧之”來撰寫的,在《明辨是非,積極中立》短文開頭,他寫道:“從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報編輯部工作,除了寫這"明窗小札"專欄,還協助金庸兄選擇"自由談"的稿件。過年之前多了一份兼職,心境愉快,偕妻子到裕華國貨公司買了一個大花瓶,準備新年裡插桃花之用。”何以在此金庸故意隱去自己的真實身份,扮演一個兼職的編輯“徐慧之”呢?

我以為,金庸採用了一種多重角色的寫作策略,其目的在於有意識地將自己在報紙上扮演的不同身份和角色嚴格區別開來,這是很有深意的。

一方面,他為了讓外界讀者不至於將“徐慧之”等同於創作武俠小說的金庸,以致產生某種先入為主的看法,認為只是從事文藝創作的作家議論政局時事,特別強調“明窗小札”是從“徐慧之”角度來看世界,來評論世界。金庸刻意隱去其作家身份,是為了表明自己是一名從事新聞事業的時事評論者,他將給讀者呈現的是專業人士的評論。儘管事實上,是同一個人用不同筆名在撰寫文章,但由於文類和內容的個個有別,因此其思考的方式、撰寫的方法和文章的風格也截然不同。

其實,這從金庸曾使用諸多筆名可以窺探出他的用意。他曾在《新晚報》和《大公報》以“姚馥蘭”“蕭子嘉”“林子暢”“姚嘉衣”等筆名撰寫影評,以“林歡”筆名撰寫戲劇評論、文藝批評和電影劇本,以“樂宜”“子暢”“嘉衣”等筆名翻譯紀實性報道和藝術評論,以“金庸”筆名撰寫武俠小說和翻譯外國小說。創辦《明報》後,除了撰寫《明報》社評不署名外,他繼續用“金庸”筆名發表武俠小說的連載,撰寫“三劍樓隨筆”專欄文章,翻譯嚴肅的學術性文章和著作。顯然,他有意識地用不同的筆名將文藝創作、評論、政論和翻譯加以區別,既通過撰寫不同型別的文章來扮演不同的角色,也不斷提醒自己必須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周圍的世界。

金庸採用的這種寫作策略,無論是雙重身份的互換,還是三種身份的重疊,或是四重身份的交錯,其中最清晰的是他作為新聞工作者和文學作者的涇渭分明。即小說就是小說,新聞就是新聞,二者不容產生混淆;換句話說,文學創作歸藝術虛構,新聞評述則歸事實陳述,各自凸現其特色。

另一方面,金庸在行文中特地表明自己只是一名“明窗小札”專欄的編輯和作者,每天都要閱讀眾多的投稿和讀者來信,並從中編選出適合刊登的稿件,乃至稱金庸只是“徐慧之”的同事,經常在一起討論和策劃這個欄目,力圖將自己作為總編輯和社長的身份隱去,在讀者面前扮演一名稱職的編輯和擅長於國際形勢評析的時事評論員。他希望不要讓外界造成一種誤會,感覺到報紙的諸多欄目都是出於一個人之手,以顯出報紙的多樣化和知識觀點的多元化。

這種寫作策略可以理解。自創刊到60年代初,由於《明報》處於創刊初期,經濟能力不允許金庸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計劃,放手招聘多名編輯,並廣邀各個領域的作家來撰寫文章。對外,他必須負責以《明報》名義的所有應酬和活動,乃至商業的談判、交往等等;對內,他必須完成總編輯需要承擔的所有工作,從整體的策劃、編前的會議,到最後版面的審閱、大樣的簽發和送交印刷,直至報紙發行到市面,香港稱為“出街”為止。這還不包括他日常需要操心的人事安排、資金統籌和調配等等諸多的報社事務。

從60年代初的《明報》撰稿來看,他既是報紙的主筆,也是報紙的作者。金庸經常每天在《明報》上甚至扮演了四個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寫社評,這是一張報紙主筆的工作,需要面對的是全球和香港本地最新的時事動態和新聞,撰寫代表《明報》立場和觀點的文章;其二,他必須完成每天連載的武俠小說;其三,撰寫“明窗小札”的專欄文章,以分析國際形勢為主;其四,發表連載的翻譯文章。多重身份的展現和不同角色的扮演,這是現實的必要,無可厚非,卻也是金庸驚人的天賦和能力展示。從某種意義上說,迄今為止,金庸堪稱報界的第一人,因為這不是偶爾的幾天突擊,也不是幾個月的特殊情況的應變,而是長達數年持續不斷的每天寫作擔當。

翻譯

涉及報道、藝評、小說、隨筆

大膽使用廣東方言,使譯作更接地氣

金庸翻譯的作品相當多,其涉獵的領域也相當廣,在此僅分門別類舉起犖犖大者,借一斑以窺全豹。

新聞紀實性的長篇報道。如他以“樂宜”的筆名翻譯美國著名記者貝爾登寫的長篇紀實報道《中國震撼著世界》,從1950年到1951年9月22日,共分為341則,在《新晚報》上連續刊登。隨之,他又以“樂宜”筆名翻譯了《朝鮮美軍被俘記》,是原載於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由記者哈羅德·馬丁(H.Martin) 撰寫的報道,譯作共分為8則,從1951年10月22日至29日刊載於《新晚報》的“下午茶座”版。之後,從1952年1月開始,至當年的6月5日,金庸以“樂宜”筆名翻譯了英國記者R·湯姍遜撰寫的長篇報道《朝鮮血戰內幕》,共138則,也在《新晚報》上連載。《中國震撼著世界》和《朝鮮血戰內幕》在報紙連載後都結整合書,最早的版本為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的,1953年2月的《新晚報》上還刊有發售新書的專門廣告,前者分上下冊,定價港幣五元;後者一冊,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文化藝術的評析。如金庸以“子暢”的筆名翻譯了美國左派劇作家J·勞遜的《美國電影分析》,於1954年7月18日至10月20日,共分86則,在《大公報》上連續刊載。此外,金庸還用“林歡”的筆名翻譯了《荷里活的男主角》(上、中、下),1954年6月17日、18日和19日,分3則;《論“碼頭風雲”》(上、中、下) ,原作者 John H.Lawson(美國),1955年4月11日、12日和13日,分3則;《我怎樣學舞》,原作者烏蘭諾娃(蘇聯),自1956年5月30日至6月10日,分12則。以上均刊載於《大公報》。

生活情感的知識和社會哲學思考。前者,如以“子暢”筆名翻譯的法國教授莫洛亞的《幸福婚姻講座》, 從1954年10月25日到1955年1月10日,共分74則,在《大公報》上連續刊載。後者,如以“金庸”之名翻譯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的《人類的前途》,於1963年的《明報》上連載。

金庸翻譯的小說,取自(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於1956年4月出版的金庸譯作《最厲害的傢伙》。作者美國小說家達蒙·魯尼恩(1884-1946年)曾作為戰地記者親歷墨西哥戰爭(1912年和1916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成為報紙體育專欄的撰稿人和作家。金庸在“譯者後記”裡稱其“是美國小說界的一個怪才,他所寫的小說獨樹一幟,別出心裁,常有意想不到之奇”,“寫的大都是紐約百老匯黑社會中大大小小的人物,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社會的情況”。

金庸的譯作中也使用了很多香港本地方言——廣東話,令整部譯作更接地氣,尤顯風趣。由此反觀金庸的武俠小說,雖然無法見到其模仿的明顯痕跡,但譯作突顯出作者以輕鬆幽默、詼諧調侃的筆調對不同人物的把握和刻畫,篇章結構的精心安排,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刻畫,顯然都可以在金庸筆下找到某些隱藏式的蛛絲馬跡。

論文

專一精深,始終只執著於中國史

不走八股套路,也不屑作冬烘學究

同譯作的領域廣泛且多樣迥然不同,金庸的學術研究領域顯得專一精深,從早期因創作小說而撰寫學術研究論文,到退休後前往英國劍橋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用英語完成具有專業研究水平的論文,他始終執著的是中國歷史。《袁崇煥評傳》《成吉思汗家族》和《關於“全真教”》均屬此範疇。

與眾不同,金庸的學術論文不走學院規制的八股套路,既沒有那種材料堆砌和例證迷宮的掉書袋,也不屑於作冬烘學究式的精雕細琢,在平白素樸的敘述中卻每每提出獨特新穎的見解,道出前人所未道。讀金庸的學術論文,一點都不沉悶,仿如閱讀文學作品似的引人入勝,不忍歇手。而這一切並非來自虛構,也不是根據事實的非虛構,而是處處有典可據,有經可考,皆有出處。引經據典不是照搬他人的原話來佐證自己的觀點,而是完全消化了對方的觀點,或吸收了他人論證的史料,又用金庸自己的話語來敘述。

金庸的學術論文深受他的文學創作思維影響。文學創作最大的特點是深刻表現人性,因此觀察人、剖析人、描寫人,都是作家最擅長的,也是他看待一切事物的首要切入點。文學創作的思維模式根植於金庸的內心深處,這就形成他在考察和評述歷史或事件時,也會自然而然地將歷史的當事人擺在首要的位置。

以《袁崇煥評傳》來看,首先,金庸是將人物的評判作為歷史變化的重要依據。例如,金庸沿用了前人及同代人的觀點,即認為明朝的衰亡並非因末代皇帝崇禎所致,而是源於萬曆年間的明神宗,他以“貪蓋天下,懶極千古”八個字將這個昏庸皇帝身上那種無法理解的人性深處的古怪、扭曲、矛盾表現得淋漓盡致,指出他正是將整個王朝帶入腐敗沒落的罪魁禍首。其次,金庸是以人性化的眼光和豐富的情感去閱讀歷史資料,去做出分析和評判,他談道:“我在閱讀袁崇煥所寫的奏章、所作的詩句,以及與他有關的史料之時,時時覺得似乎是在讀古希臘劇作家攸裡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劇。”

研究金庸的不同話語及其構成的整體話語世界,就必須將金庸的話語置放在其原初產生的語境中加以還原分析,同時再探討其在當下語境中所產生的持續作用和特殊效力。唯有如此,才可以窺探到金庸話語充滿詩學的因素、在歷史敘述中所採用的種種修辭策略,以及金庸所持有的評判歷史的原則、對人生和世界所秉持的理念,等等,才能真正彰顯出金庸話語世界的價值和意義。

供圖/李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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