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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司法:17世紀英國普通法法院的獨立

  • 小白兔

  • 2018-10-19 12:26:21

·歐洲史·

革命與司法:17世紀英國普通法

法院的獨立

內容提要 普通法法院自13世紀逐漸成為英國司法體系的主體。中世紀普通法法院擁有一種相對獨立的地位,國王很少干涉法院的司法活動。但在17世紀,斯圖亞特王朝歷任君主不斷加強對普通法法院的控制,力圖將之馴服為王權的政治工具。在17世紀英國革命的推動下,法官的遴選與任職保障、固定高薪制和司法豁免權等制度相繼建立,同時君主的法律特權受到嚴格限制。由此,普通法法院得以獨立於王權。在此基礎上,一套具有英國特色的司法獨立模式得以成型,其最大特點在於:法院司法權的獨立與“議會主權”原則的有機結合。這種模式與以美國為代表的、基於“權力分立”原則的司法獨立模式存在明顯差異。作為世界上最早實現司法獨立的國家,英國的道路與經驗對18世紀以後西方各國的司法現代化程式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 17世紀英國 普通法法院 司法獨立 議會主權 英國革命

2009年10月1日,工黨政府推動設立的英國最高法院正式掛牌執行。最高法院的建立終結了上議院代行最高上訴司法管轄權的歷史,這也是英國曆史上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確“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原則。但必須指出的是,成立最高法院是工黨政府推動的一次“形式主義”改革,其主要意義在於“澄清英國法院業已存在的法律地位”。事實上,英國法院的獨立地位可以追溯至12—13世紀,普通法法官依靠“技藝理性”(artificial reason)和對法律知識的壟斷而享有之於王權的“相對獨立”。至17世紀光榮革命後,議會、君主與法院的權力關係得以重塑,“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和“法律至上”(Supremacy of Law)原則的確立,推動和保障了司法體系最終擺脫王權束縛而獲得事實上的獨立。1701年《王位繼承法》(Act of Settlement)的頒佈,使法官群體的任職得到保障,這通常被視為英國法院實現獨立的標誌。

國外學界對近代早期英國普通法法院獨立問題的關注較早。愛德華·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結合司法實踐與英國法律傳統,在17世紀初最早提出了“法院獨立於王權”和“王在法下”的主張。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考察英國政制後提出了司法權獨立於立法權和行政權的理論。英國法學家布萊克斯通受孟氏影響,進一步探討了英國司法獨立的歷史程式與現實困境,闡釋了獨立司法、立法主權與公眾自由的關係。20世紀中葉以後,儘管法院獨立制度愈益完善,工黨仍不斷呼籲成立形式獨立的最高法院,以平息民眾對“司法機關處於立法機關陰影下”的質疑。持異見者則引述英國憲政傳統和司法權的事實獨立以反對改革。相關爭論延伸到學術界。一些學者關注到17世紀普通法法院的獨立問題,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其一,17世紀兩場政治革命與普通法法院獨立的內在關係。相關成果將憲制的生成作為法院獨立的政治前提和保障,強調“法院獨立於王權”的實現是英國司法獨立確立的標誌。其二,普通法職業群體在近代早期司法獨立程式中的地位。相關研究強調普通法律師和法官既發展了“法律至上”和“司法權獨立於王權”等理論,又藉助議會舞臺切實為推動司法獨立做出了特殊貢獻。國內學界對17世紀司法獨立問題的研究探討不多,現有研究主要從憲制層面上探討司法權獨立的淵源與憲政地位,但未能充分結合近代早期英國特殊的革命背景與法治思想的發展來分析。本文在借鑑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普通法法院與王權的關係變化入手,探討英國革命之於法院司法權獨立的意義,進而嘗試廓清司法獨立的“英國模式”,以期深化學界對西方各國司法現代化程式不同路徑的認識。

一、 “王座下的獅子”:斯圖亞特君主對普通法法院的馴服

中世紀的普通法法院擁有一種“相對獨立”的地位。12—13世紀,固定在威斯敏斯特的王座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民事訴訟法院(Court of Common Pleas)和財稅法院(Court of the Exchequer)三大普通法法院逐漸成形,一支專業的法官群體隨之產生。R.V.特納認為,“在出現之初,專業法官群體就已經擁有一種公正司法而不屈從王權的職業使命感”。貝克進一步指出:中世紀法官們認為,“國王已經把他的司法權力全部委託給法院”。早期法官獨立的職業精神是近代早期普通法職業群體追求司法權獨立的歷史淵源。當然,中世紀普通法法院的獨立是基於法官的主觀意志及國王很少干涉司法的客觀現實,並無可憑恃的政治和法律保障。正如梅特蘭指出的:“法官獲取真正的獨立還需時日,他們仍然只是國王的臣僕。”都鐸王朝(1485—1603年)的君主們有意強化司法權,但主要是通過建立特權法院的方式,如星室法院(Court of Star Chamber)、懇請法院(Court of Request)、高等教務法院(High Court of Delegates)和監護法院(Court of Wards)等都是典型的國王特權法院。

斯圖亞特王朝(1603—1714年)的歷任國王都試圖全面控制司法權,普通法法院也未能倖免。早期斯圖亞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James Ⅰ,1603—1625年在位)和查理一世(Charles Ⅰ,1625—1649年在位)受到“君權神授”理論的強烈影響,致力於實現個人專制,司法權遂成為他們實現政治理想的重要工具。復闢王朝的查理二世(Charles Ⅱ,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James Ⅱ,1685—1688年在位)繼承了父祖兩代專制思想的“衣缽”,也不遺餘力地控制普通法法院。

一方面,法官任免權是斯圖亞特君主控制普通法法院最慣用的“法寶”。“司法權源於國王”是一條源於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古老原則。正如梅特蘭所說:“國王是司法正義的源泉,法官只是國王司法權的代理人。”普通法法院從國王法院發展而來,自形成之初,三大法院中法官的任免權就都掌握在國王手中。17世紀及以前法官的委任狀上都會寫明“基於國王意志”(durante bene placito)的字樣。儘管法官須從高階律師中選任在13世紀末已形成慣例,但伴隨著以律師會館為核心的法律教育制度的發展,符合條件的高階律師人數眾多,而三大普通法法院中的正式法官總數也僅為12名左右。為便於控制普通法法院,“唯命是從”就成為斯圖亞特君主選任法官的重要標準。

一旦獲得任命,法官們或出於“回報國王的本能”,或懼於國王手中的任免權力,從而成為“王座下的獅子”(lions under the throne)。在著名的1627年“五騎士案”(The Five Knights' Case,1627年)中,法官們得到國王查理一世的授意,罔顧“法律正當程式”(due process of law)原則,為國王任意侵犯人權提供辯護。該案起因於查理一世為籌集戰爭經費而向臣民強制貸款,因拒絕國王要求,多達76人被直接逮捕,其中的5名騎士向王座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要求按照正當法律程式審理此案。但法官們在審理中完全遵從國王的意志,在由首席法官尼古拉斯·海德(Nicholas Hyde)做出的判決意見中指出:“當國王命令監禁時,作為依據王命司法的法官,我們對這一命令的合法性沒有懷疑。”陪審的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羅伯特·希思(Robert Health)更是對國王特權做了法理論證,他提出:“國王是正義的源泉,其特權是絕對的,‘國王永無過錯’(King can do no wrong)是普通法的基本原則。”希思因對國王意志的附和而於1631年升任民事訴訟法院首席法官,後又轉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

國王不僅挑選那些“聽話”的人擔任法官,而且任命那些為職位“出價最高的人”。與其他政府職位一樣,法官職位的買賣在斯圖亞特王朝早期已成為一種公開現象。一個法官職位空缺後,候選者們通常會爭相通過國王寵臣或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向國王支付一筆可觀的金錢以換取職位。不同職位的價格各有差異,但都在5000鎊以上。根據下議院議員沃爾特·揚格(Walter Yonge, 1579—1649年)的日記記載,託馬斯·理查德森(Thomas Richardson)為謀求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向查理一世支付了17000鎊之多。為保住花費鉅款得來的職位,法官們一般不會忤逆國王的意志。

在這種情況下,保持獨立精神的法官很難在普通法法院立足。愛德華·科克正是因違背國王意志而被解職的法官代表。科克早在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就已是著名的法學家和政治活動家,曾擔任過檢察總長和下議院議長。在1616年的“薪俸代領權案”(Case of Commendams)中,時任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的科克拒絕國王對法院正常司法活動的強行干涉。該案涉及國王對教士的委任權,詹姆斯一世命令普通法法院不得在同國王商議前審理此案。除科克以外的11名普通法法院法官都明確表示,會在聽取國王意見後再做審判,並認可這是法官對國王負有的責任和義務。科克則回答:“我會按照一個法官應該做的去做”,並堅持開庭。不久,科克即被一個“沒有原因的免職令”解除職務。此外,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倫納爾夫·克魯(Ranulphe Crew)和財稅法院首席法官約翰·沃爾特(John Walter)分別因否定國王任意徵稅的合法性和支援議員的“司法豁免權”(Judicial Immunity)而觸怒查理一世,從而遭到解職。

復闢王朝時期,因違背國王意志而被罷免的情況更加頻繁。僅在查理二世統治後期的1676—1683年,就有11名普通法法院法官被罷免,還有兩名法官被強制退休。誠如福斯指出的:“查理二世全然不顧公眾感情,竭力破壞法官獨立性,即使只是最輕微地忤逆他的意志,他也會毫不猶豫地解除法官職務,這一時期法官應有的正直與誠實大大削弱。”詹姆斯二世統治時期,短短四年間就先後有12名法官因政治原因被罷免。在法官任職完全出於國王個人意志的情況下,法院的司法權獨立完全無法保障。

另外,斯圖亞特君主對普通法法院的控制還基於國王擁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根據英國中世紀以來的法律傳統,國王擁有“赦免權”(dispensing power)和“中止權”(suspending power)兩大法律特權。“赦免權”是指國王利用特權免除某人或某一群體所受到的某一法律的限制。赦免權作為國王的傳統特權並不存在爭議,但其適用範圍一直是國王與議會爭論的焦點。一旦國王在涉及公共利益或大範圍地行使這一權力時,必然招致議會的強烈反對。如詹姆斯二世在1685年任命90名天主教徒為軍官,特赦他們免予受到1673年《宣誓法》(Test Act ,1673年)中關於擔任國家公職必須放棄天主教信仰的限制。議會當然無法接受國王這種大範圍地行使赦免權的行為,但詹姆斯二世通過解散議會仍能實現其政治目標。在因這一事件而引發的“戈登訴黑爾斯案”(Godden v.Hales,1686年)中,普通法法院的法官對國王的赦免權做了法理辯護,他們提出:“基於必要的理由行使赦免權是王權不可分割的部分;國王是赦免權行使必要性的唯一判定者;赦免權並非人民賦予國王的,而是基於國王權威的古老傳統,從來沒有被剝奪過,也不能被剝奪。”法官們的意見實際上肯定了國王的法律赦免權不受限制,即是對“王權高於法律”的認可。

“中止權”是指君主中止某項法律的權力。查理二世於1672年曾釋出《信仰自由宣言》(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試圖中止《克拉倫敦法典》(Code of Clarendon)中排斥非國教徒的相關法律。議會為此通過一項決議,明確“宗教事務方面的法律不能被議會以外的權力所中止”。在議會和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查理二世最終收回該宣言。詹姆斯二世即位後,實行長期的無議會統治,並先後兩次釋出《信仰自由宣言》。為貫徹其意志,他還嚴令各地主教在所有國教教堂連續兩個禮拜日宣讀。對此,7位主教聯名向詹姆斯遞交請願書,“謙卑而誠摯地”懇請國王收回成命,宣稱國王無權中止議會通過的法律。詹姆斯二世拒絕請願,並以誹謗罪將7位主教投入倫敦塔。儘管最後陪審團堅持裁斷7位主教無罪,丹寧勳爵盛讚陪審團“拯救了英國憲法”。但國王的法律中止權並未受到制約。

這樣,國王既作為司法正義的源泉,又能夠凌駕於法律,由此成為法理上的最終司法權威。唯一能夠對這種權威構成挑戰的是議會的權力,但議會又受制於國王手中的召開與解散之權,無法真正發揮制衡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法院不可能擺脫依附地位。國王手中任免法官的權力更是在客觀上強化了這種依附性。歸根結底,法院司法權的獨立不僅需要制度上的改革,更需要政治上的保障,唯有一場政治革命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

二、 英國革命對普通法法院獨立的推動

自1640年長期議會召開起,英國革命歷經內戰、共和國、護國政府、復闢王朝和“光榮革命”,持續半個多世紀,直至1689年《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和1701年《王位繼承法》等憲法性法律的頒佈才宣告結束。這場革命最主要的成果是確立了英國近代憲制,法院司法權的獨立正是在其推動下實現的。

17世紀初,愛德華·科克在其編纂的《科克司法報告》中提出了“司法權獨立於王權”的主張,並通過闡釋“技藝理性”理論為法官的獨立地位辯護。他認為,“法律是一門技藝,任何人都必須經過長期的學習與實踐才能真正掌握。在法院的司法活動中,國王雖可以出席,但裁決不能基於國王的“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做出,而必須由擁有“技藝理性”的法官做出。科克提出的早期司法權獨立思想由之後的馬修·黑爾(Matthew Hale)、約翰·塞爾登(John Selden)等法學家繼承和發展。1652年,黑爾曾受命領導一個法律改革委員會,即“黑爾委員會”(Hale Commission)。但伴隨著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的復闢,革命期間的司法改革均被廢除,“沒有一朵改革之花結出果實”。復闢王朝時期,普通法法院仍被視為代行國王司法權的一個政府機關,從屬於國王的行政權力,淵源於科克的獨立主張仍停留在理論層面上。普通法法院的真正獨立是伴隨著英國革命推動下“議會主權”與“王在法下”原則的確立而實現的。概括起來說,英國革命在推進司法權獨立程式中的“引擎”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革命推動了法官遴選制度的改革與任職保障制度的建立。早在1640年英國革命爆發伊始,長期議會就提出將“品行端正”(quamdiu se bene gesserit)作為遴選法官的新標準。革命進入高潮後,議會清洗了普通法法院中由查理一世任命的法官,但革命初期的政治動盪使得普通法法院的正常工作受到嚴重衝擊,法官的遴選工作也無法正常進行。同時,議會各派及與王黨之間在相互鬥爭中也都試圖利用司法權作為政治工具,普通法法院一度成為各派政治力量的角力場,司法活動的獨立性並沒有比革命前好轉。克倫威爾建立護國政府後,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工作雖然全面恢復,但法官的任命基於克倫威爾本人的意志,革命初期的改革思想只存在於理論層面。復闢王朝建立後,法官的任免權隨之重歸國王所有。

1689年《權利法案》確立了“議會主權”與“法律至上”等基本憲政原則,為選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政治條件。基於議會、法律與國王之間的權力變化,法院終於脫離了自產生以來對王權的依附地位,以一種“獨立”的姿態融入新的憲制。公約議會(Convention Parliament)在1689年2月提出了一份改革草案,即著名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其中要求“法官的任職不因國王好惡,而是依據‘品行端正’原則任命,並向其支付合理的薪俸”。 儘管隨後通過的《權利法案》並未將之列入,但1701年通過的《王位繼承法》第7條最終確認了該原則。此後,儘管法官在理論上仍由國王任命,但伴隨著18世紀以後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司法行政權的興起和責任內閣制的發展,國王在遴選法官中的話語權被嚴重削弱。所以,法官遴選制度的改革是司法擺脫王權干涉的重要步驟,也是法官獨立的前提和保障。

法官終身任職保障制度在光榮革命後逐漸確立。在最初的《權利宣言》中,議會提出:“除非通過正當法律程式,不得罷免、調動法官或暫停其職權。”1701年《王位繼承法》第7條則明確規定“罷免法官的決定必須由議會上、下兩院聯合做出”。有學者認為,這種方式在本質上是一種“簡化的彈劾程式”,體現了“議會至上”的基本原則。但自1701年以來,這種“彈劾”僅僅使用過一次。由於法官任免權曾是斯圖亞特歷任君主幹涉法院獨立司法的主要手段,因此1701年《王位繼承法》中對法官任職的有效保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通常被認為是英國“司法獨立確立的標誌”。

當然,上述任職制度還留下一個隱藏的問題:法官任職的合法性須現任君主頒給的委任狀確認,一旦君主駕崩,委任法官的權力會自動轉到新任國王手中,前朝法官只有得到新委任狀才能留任。安妮女王正是利用這一權力解除了威廉三世時期上任的王座法院法官約翰·特爾頓(John Turton)和財稅法院法官亨利·韓賽爾(Henry Hatsell)的職務。為進一步保證法官獨立於王權,並杜絕因新即位的君主未能及時頒發新委任狀而造成司法工作的中斷,1707年通過的一項法令規定:在前一位國王死後,所有法官的任期應自動順延6個月,除非另調他職或被解職。至此,法官終身任職制度得以在事實上形成。

其次,法官的固定薪俸得到有效保障,也得益於英國革命的推動。固定的司法工作收入是專職法官保持獨立精神最基本的物質保障。英國法官領取薪俸起源於13世紀,但數額較低。當時三大普通法法院首席法官薪俸一般為年薪60馬克(約合40鎊),陪審法官為40—50馬克(約合30鎊)。至17世紀初,三大普通法法院法官年薪標準為:地位較高的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和民事訴訟法院首席法官分別為224鎊19先令4便士和161鎊13先令4便士;王座法院與民事訴訟法院陪審法官與財稅法院首席法官相同,為154鎊19先令8便士;地位較低的財稅法院陪審法官為133鎊6先令8便士。此外,如果擔任巡迴法官,他們可獲得每次33鎊左右的津貼。這一時期三大普通法法院法官的固定年薪標準相對於中世紀的薪俸雖然有所提高,但考慮到13世紀至17世紀的通脹情況,以及許多法官已為謀得職位而花費鉅額金錢,這一薪俸標準顯然微不足道。即便如此,薪俸的發放也無法保證,常常遭到國王的剋扣。為了維持體面的生活及收回購買職位的成本,多數法官都會不遺餘力地通過受賄、出賣法院官職等方式撈錢。事實上,固定薪俸以外的所得才是法官收入的主要來源。法官腐化現象在早期斯圖亞特王朝具有普遍性,這也是民眾對法官群體怨聲載道的重要原因之一。

1640年革命爆發後,長期議會立即著手改革法官的薪俸制度。一方面,法官的薪俸標準得以提高。議會規定,法官的薪俸被統一固定為年薪1000鎊,由關稅收入直接撥付。為了保障法官薪俸及時支付,議會還於1648年10月釋出強制性命令:要求立即支付所有應付給法官的款項,並在將來準時支付薪俸。另一方面,長期議會嚴格禁止法官的受賄行為。根據1652年1月的一項法令,“法官禁止通過自己或屬下獲得任何法定薪俸以外的酬金及額外收入”。 在革命期間政局動盪的情況下,議會推動的薪俸改革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至復闢王朝,普通法法院再度成為君主控制下的政府部門,法官的固定薪俸仍時常遭到國王的剋扣,而法官的腐敗現象也屢禁不止。

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官薪俸制度的最終落實始自光榮革命之後。1701年《王位繼承法》第7條明確規定:法官在從事司法工作期間,有權獲得固定的薪俸。此外,法官獲得固定薪俸外補貼(perquisites)和各項雜費(sundry fees)收入的權利也得到認可。根據先後擔任民事訴訟法院和王座法院陪審法官的託馬斯·羅克比(Thomas Rokeby)的記載,這些固定薪俸外收入主要包括:法院書記官的委任費(dedimus money)、判決費(judgment money)和來自令狀書記官、登記辦公室(the enrolment office)、協議訴訟金(king's silver)的費用及辦公室用品費等。羅克比統計了自己在擔任法官期間的歷年收入,包括年薪(1000鎊)和固定薪俸外收入。1689—1694年,他任職民事訴訟法庭陪審法官,每年的收入分別為:1378鎊19先令、1475鎊10先令10便士、2063鎊18先令4便士、1570鎊1先令4便士、1569鎊13先令1便士、1629鎊4先令6便士。1695—1689年,他轉任王座法庭陪審法官,每年收入分別為:1443鎊7先令6便士、1478鎊2先令6便士、1498鎊11先令11便士和1631鎊10先令11便士。由此可以看出,相對於17世紀初期的年薪標準,法官的合法收入有了大幅提高,特別是固定薪俸外合法收入年均超過500鎊,佔全年收入的1/3以上,在個別年份(1691年),甚至超過了固定年薪。這一收入情況能夠保證法官享有較高的經濟地位,對於遏止司法活動中的受賄、貪汙等現象具有重要作用,為法官的獨立和公正司法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

再次,法官與陪審團的司法豁免權也在革命期間得到保障。司法豁免權是法官和陪審團獨立的重要條件,即免除法官或陪審團在訴訟中的個人責任。復闢王朝時期,在議會的積極推動和普通法法院的共同努力下,法官與陪審團享有司法豁免權的慣例形成。英國陪審制度的確立起源於亨利二世(Henry Ⅱ)時期的司法改革,霍爾茲沃思認為,其“比‘人身保護令’更能保護臣民的權利”。但長期以來,陪審團常常受制於法官,並不享有獨立裁斷權,一旦意見與法官相悖,輕則遭到恐嚇,重則被處以罰款和監禁。這種現象在斯圖亞特王朝尤為突出。1667年,王座法院首席法官約翰·基林(John Keeling)在巡回法庭中以罰款和監禁的手段強迫陪審員順從其意志,遭到陪審團成員的指控。下議院為此成立了專門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結果證實基林法官在開庭期間對陪審團實施了逼迫行為。下議院隨後向上議院提出彈劾基林法官的請求。在上議院通過的決議中,明確指出:“通過罰款和監禁等手段迫使陪審員做出裁決的行為是違法的”,但同時申明,“既不能因為裁定意見處罰陪審團,也不能因法庭中的司法行為而懲處法官”。上議院最終駁回了下議院彈劾基林法官的請求。這一案件開創了陪審團和法官各自享有司法豁免權的先例。

1670年的“布謝爾案”(Case of Bushel)正式確立了法官與陪審團享有的司法豁免權。愛德華·布謝爾是倫敦刑事法庭(Old Bailey Sessions)召集的陪審團成員之一,與其他11名陪審團成員因拒絕裁定被告有罪,而被處以罰款並監禁。布謝爾等人遂向普通法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受理該案的民事訴訟法院首席法官約翰·沃恩(John Vaughan)在判決意見中指出:“儘管陪審團應該以法庭中出示的證據和聽到的證詞為導向,但他們可以基於自身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做出裁定,法官不能因為陪審團的裁定意見而懲罰他們。” 沃恩的意見得到多數法官的支援。梅特蘭為此指出:“違背法官指示做出相反裁定的陪審員不再受到處罰的原則完全確立。”同時,在該案中,民事訴訟法院還明確駁回了布謝爾等人對倫敦刑事法庭法官在司法活動中錯誤行為的起訴。至此,長期爭論不休的陪審團和法官的司法豁免權最終確立。這一成果推動了法官和陪審團的獨立,對於保障普通法法院的司法權獨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最後,作為凌駕於法律之上、干涉法院司法的“法寶”,國王的法律中止權和赦免權在光榮革命後受到嚴格限制。《權利法案》中列舉了詹姆斯二世的13條罪狀,其中第1條即是聲討其“在未經議會同意的情況下,使用法律赦免權和中止權”。隨後的限制條款第1、第2條對此進行了明確限制,規定:“未經議會同意,僭越權力廢除法律或阻止法律實施的行為非法;以君主權威中止法律或施加法律赦免權也屬非法。”這一規定作為“王在法下”原則確立的標誌,亦成為“司法權獨立於王權”的重要依據,推動了普通法法院邁出獨立的關鍵一步。法院作為適用法律的機關,其權力獨立執行的前提是——法律本身不受任何個人的意志左右。《權利法案》將國王的意志置於議會的意志之下,從而使法律擁有了超越王權的“主權”地位。由此,法院基於法律的保障得以從國王的“人治”中解放出來,獲得了法律與議會保障下的真正獨立。

總之,在17世紀英國革命的推動下,依附王權的普通法法院漸次獲得司法權獨立的各項保障。曾擔任英國上訴法院法官的布魯克勳爵(Lord Brooke)指出,英國的司法獨立憑藉四種方式得以支撐:“首先,法官獨立於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其次,根據與法官的年齡和健康有關的現代規則,法官不能被撤職,除非上、下兩院都通過了決定;再次,法官幾乎完全免予因為自身的所作所為被起訴或者被控告的風險;最後,法官有足夠的薪水而無須憂慮那些可能點燃司法腐敗風險的經濟問題。”顯然,上述四種方式正是近代早期英國司法獨立程式的主要內容。同時,由於議會主導的革命在司法獨立程式中的特殊地位,一種獨特的司法獨立模式在新憲制下應運而生。

三、 英國模式:“議會主權”下的司法獨立

“議會主權”(或“議會至上”)原則的確立是17世紀英國革命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構成了英國憲制的精髓。詹寧斯對此指出:“議會至上就是憲法,它被認作根本法,就如同一部成文憲法被認為是根本法一樣。”詹寧斯:《法與憲法》,第218頁。 在這個意義上,法院雖實現了“獨立於王權”的目標,但仍須服從議會的“主權”地位。這就奠定了英國司法獨立模式的基本前提。當然,在此必須強調,“議會主權”與司法獨立並不矛盾,這是基於英國議會的特殊性。

一方面,議會與法院並非彼此分立的權力實體,議會上議院作為最高上訴司法機關,本身就是司法體系的一個審級。19世紀以前,上議院全體貴族共同行使最高上訴管轄權。1876年《上訴管轄權法》(Appellate Jurisdiction Act )通過後,上議院創設不受議會會期限制的“常任上訴司法貴族”(Lords of Appeal in Ordinary),實現了上議院司法工作的常態化,由此,上訴委員會成為英國常設最高司法機關。在2009年最高法院正式運轉前,上議院享有最高上訴管轄權已持續三個多世紀之久。在這個意義上,“議會至上”原則的確立也就意味著司法體系也分享了“至上”地位。換句話說,議會並非單一“立法機構”,而是作為立法與司法機構的合體而享有“至上”的地位。

議會享有司法權是源自中世紀英國的政治傳統之一。13世紀,隨著議會制度的完善,議會的司法管轄權也逐漸明確,並主要由貴族院(上議院)負責。梅特蘭將中世紀貴族院的司法權總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對貴族重罪(felony)或叛逆罪(treason)案件的管轄權;二是對下級普通法院的糾錯管轄權(jurisdiction in error);三是對貴族彈劾案(impeachment)的管轄權。這三種管轄權雖然受到議會會期不定的限制而無法充分行使,但這種淵源成為17世紀議會復興司法權的重要依據。

議會在17世紀放棄了除貴族彈劾案以外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初審管轄權,但強化了對普通法法院的糾錯管轄權。在“斯金納訴東印度公司案”(Skinner v.The East Indian Company,1668—1670年)中,上議院力圖行使對該案的初審管轄權(original jurisdiction ),遭到下議院極力反對。上議院被迫做出讓步,“放棄了對民事案件的初審管轄權”,但以此換來一項新權力,即對衡平法院上訴案件的管轄權這一權力在1675年“雪利訴法格案”(Shirley v.Fagg)中得到認可,上議院由此正式受理來自衡平法院的上訴案,並形成慣例。這樣,上議院確立了對所有下級法院的最高上訴管轄權,成為事實上的最高司法機關。1694年,議會通過《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規定議會每三年必須召開一次。由此,上議院司法權的行使得到進一步鞏固。

議會上院作為最高上訴司法機關的角色反映了英國政治權力分立的模糊性與交叉性,也從另一個角度佐證了“議會主權”原則與司法獨立並不矛盾的事實。針對這種權力交叉現象,英國學者自有一套合理性的解釋。維爾認為:“權力分立只是政治智慧的一個規則,當公共政策有堅實的理由需要該規則讓路時,它就必須讓路。”還有一些學者乾脆將英國排除於三權分立的範疇之外,正如貝克所說:“英國憲法原則不是源於孟德斯鳩或布萊克斯通,而是源於先例,‘三權分立’對於英國實乃無稽之談。”

另一方面,議會是法院司法權獨立最主要的推動者和保障者。自1640年長期議會召開起,議會一直擔當著推動法院司法權獨立改革的主導力量。光榮革命後頒佈的1689年《權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繼承法》等法令最終確立了這一原則的實現。從法理上講,議會還為英國法院的司法權獨立提供了“憲法依據”。眾所周知,美國的司法獨立是由一部實體憲法(即《1787年憲法》)予以確認和保障的,其第三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合眾國之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國會隨時規定設定之低階法院。最高法院與低階法院之法官如忠於職守得以繼續任職,並定期領取酬金,該項酬金於繼續任職期間不得減少。”英國雖無成文憲法,但正如詹寧斯指出的:對於英國,“唯一的根本法便是議會至上”。從此意義上講,議會保障下的司法獨立與實體憲法保障下的司法獨立並無本質區別。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英國憲法並非完全不成文,它由“成文的憲法性法律、不成文的憲法性慣例以及涉及憲法制度的判例”三部分共同組成。在這個意義上,保障法官任職的1701年《王位繼承法》等憲法性法律同樣為司法獨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憲法依據”。因此,無論如何定義“英國憲法”,議會的推動和保障都是英國法院司法權獨立最權威的法理依據。

除了上述兩大特點外,英國司法獨立模式還表現在議會與法院之間的絕對上下級關係。換言之,法院不僅受到議會上議院最高上訴管轄權的約束,還要在議會立法限定的範圍內行使權力。正如詹寧斯所說:英國法院“行使著制定法賦予的職能……所有這些權力(司法權力)總是可以通過立法予以縮減或者增加的”。的確,1640年革命以來普通法法院與衡平法院司法管轄權的變遷背後都體現著議會的權威。例如,議會在19世紀司法改革中通過立法創設了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並將普通法法院與衡平法院進行合併,同時對各法庭的管轄權和司法程式等做出了一系列新的規定。此外,對於常規的司法審判,法院也要在議會立法的限定下活動。誠如詹寧斯所說:對於議會立法,法院只能無條件地遵從,任何判決不能與之相沖突。雖然法官們可以通過法律解釋技術進行變相的“司法審查”,但是,“如果法律措辭足夠清晰,它們只能受到約束”,因而它們“只能在比較小的範圍內自由活動”。

正是由於享有“最高主權”的議會與法院之間的上下級關係,英國法院的獨立只能是一種單純的“司法權獨立”,而不具有對議會立法的審查權力,這也可以視為英國司法獨立模式的又一特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司法審查原則正是起源於17世紀的英國,它源於愛德華·科克法官提出的“普通法代表最高理性”的學說。科克認為,普通法是至高無上的,代表了“最高理性”,因而“能夠審查議會法令,甚至裁定其無效”。但這一主張顯然與“議會主權”原則存在根本衝突,因此,這一初生的法律原則並沒有在英國“生根發芽”,而是首先在美國成長起來的。直至20世紀後期,伴隨著英國加入歐共體(1973年)和1998年《人權法案》(Human Rights Act )的通過,英國法院才積極尋求通過“宣告權”(declarations of incompatibility)變相審查議會立法。

從程式與特點來看,英國模式體現出鮮明的“原生”性和對本國法律傳統與憲制的獨特適應性。這一“原生性”特點與18世紀以後美法等國基於“三權分立”原則人為構建的司法獨立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其“適應性”則在18世紀以來的三百餘年間展現出強勁的生命力,直到21世紀初,這一模式才在工黨政府憲政改革的推進下結束了歷史使命。

結語

縱觀英國司法現代化程式,17世紀普通法法院的獨立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和影響。13世紀,普通法法院與專業法官群體的形成是司法現代化的起點。至17世紀,法院依附於王權的現實已經上升為司法現代化無法規避的障礙,同時也是政治現代化必須克服的難題。普通法法院在“光榮革命”後的獨立確立了“司法權獨立”這一最為顯著的司法現代化特徵,助推英國司法體系實現了從傳統向現代的飛躍。與之相較,19世紀的司法改革主要完成了司法程式的簡化與法院體系的整合,而21世紀初成立最高法院的主要目的乃是對17世紀業已實現的司法獨立進行形式上的確認。

17世紀普通法法院的獨立程式鮮明地展現出一條與政治革命相伴而生的歷史軌跡。從早期斯圖亞特王朝至復闢王朝,儘管議會主導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果,但法院依附於王權的地位並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其本質原因在於:王權仍享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而法官們沒有保持獨立的政治條件。光榮革命後,伴隨著1689年《權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繼承法》等憲法性法律的頒佈,英國確立了“議會主權”和“法律至上”等憲法原則,法院的獨立地位才獲得切實保障,英國獨具特色的司法獨立模式也漸趨形成。這一模式最根本的特點在於:它結合了源遠流長的法官獨立傳統和長期的司法實踐,在保留舊制度框架的基礎上,通過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光榮革命)和一種“舊瓶裝新酒”的方式,重新構建了法院、王權與議會之間的權力關係。這種新型權力關係最突出的表現為——法院司法權的獨立與“議會主權”原則的有機結合。一方面,議會(上議院)充當最高司法機關,使司法權分享和融入“最高主權”;另一方面,議會擔當起推動和保障法院獨立司法的強大後盾。

在西方各國中,與英國司法獨立模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另一種模式。美國司法獨立建立在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和漢密爾頓等人成熟的司法獨立理論基礎之上,通過成文憲法的明確保障和最高法院司法能動性的有效發揮而逐步確立。1803年,聯邦最高法院開始行使司法審查權通常被視為美國司法獨立確立的標誌。儘管英美兩種模式在形成中都藉助了法官的司法能動性和法律的保障,但其不同之處仍是鮮明的。首先,相較於沒有成文憲法的英國,美式司法獨立由明確的憲法文字予以法律保障;其次,英國最高司法權掌握在兼具立法職能的上議院手中,而美國司法機關自上而下都是形式獨立的;再次,英國司法獨立是經驗主義的產物,而美式司法獨立是在成熟的理論指導下,通過人為設計和司法實踐互動而成;最後,美國擁有一個獨立行使最高司法權的聯邦最高法院,它不僅獨立於國會和總統,而且能夠通過司法審查權這一強大武器對二者形成制約,從而能夠為司法獨立提供進一步的現實保障。

相較於英國模式,美式司法獨立看似在理論上更成熟、框架也更清晰,但二者並無優劣之分。它們兩者都源於各自特殊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現實,表現出適應本國國情的獨特性。英國這種結合本國政治傳統的“原生型”模式對致力於通過“漸進式改革”道路實現司法獨立的國家尤其具有參考價值。事實上,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在司法現代化道路上無不受到過英國經驗的啟迪。科克等人在推動英國司法獨立程式中提出的“司法權獨立於王權”、“法律至上”和“司法審查”等思想,經過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發展和美法等國革命的助推,現已成為西方各國憲制的理論基礎。最後,必須指出,無論是英國模式還是美國模式,司法獨立原則有其在西方特殊文化背景中的適應性,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後發現代化國家應在吸取西方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積極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司法現代化道路。

本文作者邵政達,江蘇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於2018年第4期。因微信平臺限制,註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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