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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財政與扶貧

  • 小白兔

  • 2018-10-12 17:45:15

減少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人類持久的追求。人類早期財政的產生,離不開原始人群相互扶持,結成團夥,集中財富,共抗自然的艱辛。自有國家以來,國家財政也始終擔負著扶助貧困的職責,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財政起源於扶貧

早在原始社會,人類就形成了互助的精神,並形成了烏託邦的理想。大同社會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最高理想模式。《禮記·禮運篇·大同章》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中國人希望建立一個相互幫助,老弱病殘受到社會的照顧,兒童由社會教養,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才能的大同社會。在國家建立以後,人們把這種理想附著於國家,成為完美國家的形象,這種理想也貫穿於整個傳統社會。直到近代,康有為寫作《大同書》,還把資產階級改革和大同社會相聯絡,以尋求更多中國人的支援。這種大同理想也成為中國古代財政積極發揮社會救助職能的思想基礎。

中國古代的 《尚書》《左傳》《國語》記錄的國家建立初期的國家起源說都是“天子作民之父母,以為天下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政在養民”。對於中國古代國家和國家財政的起源,儒家認為是為了利民養民。方孝孺有一個系統論述,即天之生人,有自然的不平等,所以要設立君主和官吏,來集中財富,濟貧扶危。“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有所仰以容身。”“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為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人君之職,為天養民者也。”

諸子百家

墨家認為國家的起源是因為人類的經濟需要,因此,國家應該以解決人民的生活困難為職責。這樣就需要國家有足夠的財政收入和積蓄來“養萬民”,解決人民的衣食等經濟問題。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墨子並不主張輕稅,而是主張充實財政,提出“官府實而財不散”“官府實而萬民富”。他認為必須有充足的財政,政府才能做到“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墨子不僅認為扶貧是政府的天職,還積極提倡人們之間“兼相愛”,“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法家雖尊君抑民,但韓非子還是說明上古之君是因為構木為巢、鑽燧取火推進了民生的改進,而“民悅之,使王天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在治國理財上,各家雖各有主張,針鋒相對,但在國家財政起源上卻有著難得的一致看法。

精準扶貧

先秦諸子也提出了各自政策主張,如孔子“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荀子主張“收孤寡、補貧窮”,墨子主張 “使民之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莊子主張“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老子》提出要“損有餘而補不足”。孔子還從社會平均角度提出,“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強調政府進行貧富調整對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

扶貧最難的就是如何認定貧困群體,針對各種致貧因素進行精準扶貧,將國家有限財力用到實處。在先秦諸子中,孟子最早提出重點對鰥、寡、孤、獨四類弱勢群體進行救助,他認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周禮》提出的“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安富”的“養萬民”政策和十二荒政,《管子》提出的“老老、慈幼、恤孤、養疾、合獨、問病、通窮、振困、接絕”的“九惠之教”都是針對不同的貧困物件進行的專項扶貧政策。

從周代開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財政都承擔起了相應的扶貧職責。中央政府還經常派出使者 “分行四方,延問疾苦”,以便及時“賑濟百姓”。漢代各級政府與扶貧相關的財政事權就包括了收養孤兒、賑恤鰥寡、尊老養老、救疾醫病、放賑救災、喪葬撫卹、助貸貧民、協助生產等十多項。董仲舒認為扶貧是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要使社會“易治”,就必須使“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災情預警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頻繁,人民苦難深重,甚至出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場景,扶貧成了各政權的重要職責,出現了獨孤園等恤養老幼貧疾的常設機構。北朝在以“三長制”重建鄉裡機構時,特別強調三長有照顧鄉裡貧弱的責任。唐宋時期,政府針對各種貧弱物件,都設立了專門的救助機構,這些措施為元明清歷代所繼承,並有新的發展。

中唐時期,劉晏提出當時扶貧需求大與財政能力有限的矛盾,強調國家賑濟要適當:“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就是說賑濟少不足以救活人,廣施賑給國家財政又承受不了,國用不足就只能加重徵稅,反過來又得加重人民的負擔。

他提出建立災情預警系統,在災情剛顯端倪,百姓還沒有陷入困境時,就積極組織百姓生產自救。

為民治產

中國古代財政在扶貧工作上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方面,就是“為民治產”的理念。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提出“明君治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無死亡”。管子認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提出“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所以古代扶貧特別重視政府對生產的輔助:一方面在大同思想的影響下一再提倡均田地,漢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西晉佔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結合起來,幫助人民生產自救;另一方面則對農民生產提供幫助,如大興水利、提供種子農具的貸款、編制農書等等。

“為民治產”不僅能真正達到扶貧的效果,讓貧苦者有產業可以依靠,而且也使國家土地資源能被充分利用。南宋葉適提出析居闢地的主張,他認為國家扶貧,一方面要通過減輕賦稅以養民,另一方面使貧民析居闢地。他指出“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力,……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而地廣人稀的地區,因無人耕種,致使“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如果讓大量貧民“去狹而就廣”,使土地和人民相匹配,不僅能實現扶貧的目的,而且“田益墾而稅益增”,“財不理而自富”。不僅富裕了貧民,也富裕了國家。

古代對財政扶貧工作,在實踐中認識不斷深入。不僅在操作上,審戶、分類、分等工作愈加細密精準,逐步走向標準化;而且在扶貧思路上,也逐步從直接扶貧走向通過扶助生產、興建公共工程提供工作機會等手段間接扶貧,從控制市場定向扶貧走向開放市場和價格,通過市場使物資自然向貧困和受災地區流動。

據理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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