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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祕:周恩來成人之美撮合多對夫妻

  • 小白兔

  • 2018-10-12 17:45:15

  (《世紀風采》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釋出,請勿轉載)

周恩來成人之美軼事

周恩來在日理萬機、百事繁忙之際,於瑣細的生活中會擠出時間為同志和朋友做一些成人之美的事,充分彰顯出革命隊伍中人與人之間濃濃的人情味。

周恩來最早撮合成的一對革命伉儷,是戰鬥在上海灘的“假夫妻”熊瑾玎和朱端綬。

熊瑾玎是長沙人,大革命失敗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奉命與比他小22歲的朱端綬同往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

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安排下,熊瑾玎與朱端綬假扮夫妻,當起了“老闆”、“老闆娘”,以“福興”商號做掩護,開辦了酒店和錢莊,為中共地下組織提供辦公地和聯絡點。他們二人膽大心細、處事周密,黨中央祕密機關在白色恐怖下3年未遭破壞,深得周恩來的信任與好評。

從事祕密革命工作朝夕相處,這對假夫妻互生愛意,感情漸增,不知不覺中愛情之神便悄然降臨。

一天,熊瑾玎試探著問朱端綬:“你將來理想中的愛人,當是怎樣的人?”

朱端綬並未作正面回答,而是略微想了想,引用了王勃《滕王閣序》中的幾句話,回答說:“我並不羨慕"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而欣賞"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

熊瑾玎聽後,沉思片刻,說:“以後且看事實。”隨即感慨萬端寫詩一首贈予朱端綬:

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

操勞孟慎德,俊麗卓文君。

一見情如故,相親意更殷。

同心今結締,共度百年春。

但是,這一對有情人之間,20多歲的年齡差距成為雙方結合的一大“瓶頸”。

善解人意的周恩來開導小朱說:“熊老闆是大你很多歲,但他那顆革命的心是很年輕的。我覺得你們兩人很般配,如果能結為夫妻,一個老闆、一個老闆娘,相互勉勵相互配合,對我黨事業一定會更有幫助!”

在周恩來的熱心撮合下,經組織批准,二人最終結為終身伴侶。

1928年中秋節,“熊老闆”在上海四馬路“陶樂春”做東,請大家高高興興喝了喜酒。當時熊瑾玎夫婦“賺”的錢財不計其數,他倆卻堅守清貧兩袖清風,這是第一次破例請客。周恩來對朱端綬開玩笑說:“以後再不叫你小妹妹了,該稱你"老闆娘"了。”

此後,結為夫妻的熊瑾玎與朱端綬更加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凡事心領神會,同甘共苦,密切配合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警惕性更高了,愈發謹慎細心、嚴密周到。在較長一段時間裡,夫妻倆精心經營的這個被稱為“福興”商號的黨中央祕密機關,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堅守著。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1933年,他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相繼被捕,當時熊瑾玎已47歲,而朱端綬才25歲。身陷囹圄時朱端綬曾在一首詩裡說及他們的年齡問題:

怪我白髮伴青年,

魚水成歡出自然。

世俗不知真心愛,

揹人嘲笑齒齡顛。

熊瑾玎讀到朱端綬的詩後,當即作和:

革命同心不計年,

朱顏白髮自天然。

新詩不斷爭供眼,

苦裡翻為喜欲顛。

周恩來非常賞識這對紅色伉儷,解放後仍然親切地稱他們“熊老闆”、“老闆娘”。

1966年,“文革”之暴風驟雨向熊瑾玎襲來時,周恩來在一份證明材料上寫下了以下幾句話:“在內戰時期,熊瑾玎、朱端綬兩同志擔任黨中央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這幾句話充分說明周恩來對熊瑾玎和朱端綬是多麼瞭解,也是多麼地尊敬。他們是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的兩個優秀的共產黨員。

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深刻的相互瞭解,使這對紅色伉儷成了忘年夫妻,並且經受了漫長的時間考驗。且看他倆在熊瑾玎70歲時合作的一首詩:

五十婆婆七十翁,

老來情比少時濃。

卿我並坐猶嫌遠,

常在歡騰擁抱中。

這對夫婦,自1928年結合,直到熊瑾玎1973年辭世,計45個春夏秋冬。他們始終互敬互愛,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愛情之花始終鮮豔如新,這首詩就是真實的寫照。

更為打動人心和發人深省的是,在1973年1月熊瑾玎病危時,於“文革”中艱難地苦撐危局且自己也身患癌症的周恩來百忙中親臨醫院探視。他望著昏迷不醒的熊瑾玎,關切而沉重地問朱端綬:“熊老留下什麼話了嗎?”朱端綬把抄有兩行字的紙條遞到周恩來面前,上寫:“嘆我已辭歡樂地,祝君常保鬥爭身。”

新中國外交戰線上曾有聞名遐邇的三位才子,合稱“二章一喬”。他們是章漢夫、章文晉和喬冠華。這三位才子的婚事同樣是由周恩來“撮合”而成的。頗有意思的是,章漢夫與喬冠華所娶妻子竟是一對漂亮的姐妹花龔普生、龔澎。

龔普生、龔澎是安徽合肥人,父親龔鎮洲是位國民黨的退役將軍。老人既愛國,思想又開明,他把安徽人的剛直脾氣和好學家風傳給了她們。姐妹倆上了燕京大學,成了燕京大學裡一對有名的“姐妹花”。龔普生就讀經濟系,龔澎則在歷史系。在學校,這對姐妹相當活躍,龔普生是燕大學生會副主席,龔澎(當時叫龔維航)任學生會財務部長。她們在一二九學生運動後組織過多次集會遊行,主持過中外記者招待會,在這些活動中,結識了著名記者斯諾等許多外國人。經過學生運動的鍛鍊,她們走向了成熟,雙雙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戰時期,周恩來在重慶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麾下就包括“二章一喬”。當時章漢夫任重慶《新華日報》總編輯,喬冠華主持《新華日報》的《國際專欄》。1940年,龔澎奉中共中央之命來到重慶,擔任《新華日報》記者、周恩來的外交祕書兼翻譯以及對外新聞發言人。後由章文晉接替龔澎成為周恩來的第二任英語翻譯。

大家公認喬冠華和龔澎是一對才子才女,但他倆誰也沒先開口。

旁觀者清,周圍人早已看出端倪。好心人周恩來看在眼裡、想在心裡,急著想找個機會撮合這“天造地設”的一對。

有一天,周恩來問喬冠華、龔澎:“哎,你們倆到底準備拖到什麼時候啊?”

喬冠華尷尬地從口袋裡掏香菸,一見周公桌上有一塊“請勿吸菸”的牌子,隨即將手縮了回來。

龔澎立刻笑著為喬冠華解圍:“我從小說裡看到,西方人不抽菸情緒就不高。”

周恩來望著喬冠華笑道:“噢,你們倆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啊,龔澎連你抽菸都不反對,你還有啥子說嘛?”

喬冠華、龔澎二人面面相覷不好意思微微笑了。

周恩來則指著他們哈哈大笑:“哎,我這裡是禁菸不禁婚呀,你們商量個時間吧!”

於是,在周恩來的撮合下,1943年深秋,龔澍和喬冠華這對有情人在重慶終於喜結良緣,成為令人羨慕的恩愛伉儷。朋友們戲稱“斷腸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澤東讚譽他倆是“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

1944年喬冠華、龔澎的兒子宗淮出生。他們把孩子放在周公館,誰有時間誰就幫著照看,周恩來有時也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35歲的龔澎在外交部擔任第一任情報司(新聞司)司長,她是當時正司級幹部中唯一的女性。1954年和1961年,龔澎兩次出席日內瓦會議,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龔澎跟隨周恩來總理出訪亞非14國,擔任新聞組長和首席發言人。每當周總理接見記者時,龔澎都用簡短的語言介紹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態度。周總理有時候會讓龔澎坐到他的車裡,一路走一路與她談工作。

1960年斯諾衝破種種阻力重訪中國時,周恩來指定龔澎負責接待工作。1965年毛澤東接見斯諾時,仍是喬冠華與龔澎陪同斯諾走上天安門。

正當龔澎的事業蒸蒸日上時,1966年“文革”風暴來臨。喬冠華、龔澎夫婦一時間均遭到了無情的批判。龔澎在被批鬥後還要爬上6樓打掃廁所,她常常坐在樓梯上休息,此時她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在一次外事會議上,周恩來總理關心地問:“龔澎來了沒有,你過來坐在前排,龔澎你怎麼可能是三反分子呢?!”還有一次,龔澎高血壓病犯了,醫院給她開了3天假,可只獲準了1天的休息時間,周恩來得知後立即通知讓她休息5天。半年之後,身心極度疲累、受傷害至極的她徹底病倒了。周恩來曾親自來到病床前為她把脈。1970年9月20日,不到56歲的龔澎病逝。喬冠華為此悲痛欲絕。痛失愛妻確實撕心裂肺,但革命工作還得繼續好好做下去,一年之後,喬冠華作為第26屆聯大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講壇上為中國人揚眉吐氣。

由極為賞識她的周恩來及時點破並極力撮合與喬冠華成婚的龔澎,其人生是這樣令人唏噓不已,那麼,她的姐姐龔普生又是如何在周恩來夫婦的關心下與章漢夫最終步入婚姻殿堂的呢?

1937年抗戰爆發後,黨組織派龔普生到國統區和國外從事統戰和宣傳工作。1939年龔普生作為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出席了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和世界學生聯合會會議。在歐洲,她廣交朋友,宣傳我國抗日情況。1940年龔普生經上海黨組織介紹來到重慶,在“周公館”善於識人用人的周恩來指示說:“你應該到美國去!可以利用各種機會,向世界人民介紹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們的同情和支援。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國際統戰工作。”就這樣,龔普生來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在美期間,她經常應各團體的邀請發表演講,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對龔普生很賞識。

1944年春,龔普生學成回國,再次見到了周恩來。

周恩來對她說:“我們黨內要是有個像吳貽芳(金陵女子大學校長)這樣的學者有多好啊。要不,到延安解放區幫助我工作也可以,但最好還是出國去。”於是,龔普生又開始了第二次美國之行。

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聯合國醞釀成立,中國是聯合國發起國之一,董必武作為解放區代表參加中國代表團,而章漢夫是董必武的祕書。

龔普生作為志願者參與聯合國事務性工作,後進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做起研究員的工作。在聯合國初創的3年中,她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

周恩來力促龔普生走出國門為中國共產黨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步棋,顯然為日後她與章漢夫相互加深瞭解並最終走到一起埋下了伏筆。

章漢夫原名謝啟泰,早年留學美國,曾在清華大學學習,1927年入黨。1928年到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學習,曾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研究員。1931年回國後,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代理書記、中央宣傳部幹事等職。1939年至1945年,在重慶《新華日報》擔任新聞編輯部主任、總編輯,曾兩次被捕。1945年5月,作為中國代表團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了舊金山制訂聯合國憲章的大會。在聯合國期間,章漢夫與龔普生相愛了。

龔普生1948年回國,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1949年5月上海市政府外僑事務處成立,章漢夫任處長。龔普生與章漢夫雖然早已互相傾心,但結婚卻很晚。

1949年6月中旬,龔普生隨鄧穎超前往上海。鄧穎超是專程前去接宋慶齡到北平的,同時,她也是按照周恩來的授意,順道送龔普生去上海與章漢夫完婚的。鄧穎超對龔普生說:“你的家長不在身邊,我就作為女家的代表陪送你了。”

7月1日,章漢夫和龔普生在外辦招待所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鄧穎超代表家長做了他們的主婚人。

龔普生在“文革”中身受打擊。1970年9月,她的妹妹龔澎含冤去世。不久,母親徐文在上海因病去世。1972年1月1日,她的愛人、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章漢夫被迫害致死。這位堅強的女性,在遭受了這樣沉重的打擊之後,仍然挺住了。1978年夏天,“解放”了的龔普生被派往聯合國出席世界裁軍大會。1980年,龔普生成為中國駐新建交的愛爾蘭的女大使。

章文晉,曾用名章巨集道、章振弗,原籍浙江三門縣,出身書香世家,乃祖系清末翰林、京師大學堂提調,父親章以吳是周恩來的南開同窗,風華少年,優孟衣冠,多次同臺演劇。章文晉1927年秋赴德國留學,1929年1月參加德國共青團和德共中國語言組。他在馬克思主義的故鄉虔誠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最初啟蒙。1931年底,章文晉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戰勝利前夕,章文晉輾轉自西南來到“陪都”重慶中共南方局周恩來身邊。因喬冠華夫人龔澎力薦,他成為周恩來的英語譯員。章文晉由此而參加了周恩來與馬歇爾元帥談判的全過程。這位日後在外交部英語比賽中奪冠、譯技深得基辛格博士嘉許的“高階譯員”,還曾得到甫抵重慶與蔣介石和談的毛澤東的讚賞。

1945年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帶著章文晉等人從延安返回重慶,張穎也隨同赴渝。張穎最後一個上飛機,一位年輕人起身為她讓座。張穎問他:“你是章文晉吧?”章文晉問她:“你怎麼認識我?”張穎爽快笑道:“我早聽別人說起過你呀!”

1946年,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移師南京,章文晉與張穎也先後來到石頭城。

章文晉性格內向,張穎則天真爛漫,兩人性格雖有差異,但周恩來對這兩個年輕人都很滿意。

有一天,周恩來問張穎:“小張啊,你的個人大事有何打算呀?”

張穎吞吞吐吐地說:“有個男友在國外工作,可老是陰差陽錯聯絡不上。”

周恩來說:“你這事虛無縹緲得很啊,你也不小了,現在馬上要疏散了,有兩條路,一是去香港,一是去解放區,你有何打算哪?”

張穎仍然猶猶豫豫,難以定奪。

不久,周恩來又找個機會請張穎和章文晉餐敘。

席間,周恩來當面問張穎:“章文晉準備去解放區,你呢?”

張穎回答:“我去香港。”

周恩來道:“什麼時候把你和文晉的事情想通了,隨時都可以回解放區。”

接著,周恩來又有意誇了章文晉的許多優點,張穎心裡有些鬆動,但還是去了香港。此時喬冠華和龔澎也在香港。龔澎一直對章文晉印象很好,也極力勸說張穎選擇章文晉。

張穎於是決定重返南京。臨走時張穎問龔澎:“周公在我臨來時找我談話,是什麼意思呀?”

龔澎大笑:“你這個傻丫頭,連這都不明白嗎?肯定是章文晉找恩來談過的嘛!”

張穎乘輪船抵達上海時,章文晉來碼頭接她,令她意想不到且多少有些感動的是,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到我家去吧!”

就這樣,在“紅娘”周恩來的促成下,1947年花好月圓的元宵夜晚,章文晉與張穎起始於山城重慶的浪漫之旅,終於水到渠成地在六朝古都南京畫下了圓滿的句號。

當中共元老董必武在南京梅園新村為這對新人賦詩祝賀燕爾之喜的時候,美國駐南京大使館派人送來了一隻龜狀的玻璃菸灰缸做禮物。

1949年初天津解放,章文晉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處處長。1954年調入外交部,先後負責亞洲事務、西歐美澳事務。他是中美關係開始解凍以後最早與美國人打交道的資深外交官之一。在伊斯蘭堡查克拉拉機場巴航那架波音飛機上,基辛格第一個看到的就是“看起來像艾爾·格雷科油畫中的西班牙紅衣主教”的章文晉。基辛格後來感慨地說:“章文晉改變了我對新中國外交官的看法。”

共產黨人不光講革命性,同時也講人情味。1959年12月初,鄭庭笈與末代皇帝溥儀及杜聿明、宋希濂等33人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成為共和國特殊的新公民。周恩來總理親囑專人安排照顧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對他們進入新社會後的思想狀況、家庭情況也很關心。

12月14日,即首批特赦戰犯從監獄出來後的第10天,在周恩來總理的安排下,鄭庭笈和杜聿明等原國民黨高階將領及末代皇帝溥儀共11人被邀乘專車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的家做客。陳毅、習仲勳副總理以及張治中、傅作義、邵力子、章士釗等作陪。

席間,周恩來親切地同大家交談起來,逐一問起每個人的身體情況和家庭狀況。他對當年曾在黃埔軍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員的曾擴情說:“我在黃埔軍校時年齡還不到30歲,當時感到壓力特別大。”曾擴情說:“我那時已30開外了,我這個學生比老師還大幾歲哩。”周恩來又把目光轉向杜聿明,這位早年的黃埔軍校學生慚愧地低下了頭:“學生對不起老師,沒有聽老師的話。”周恩來寬慰他:“這不怪你們,怪我這個當老師的沒有教好。”溥儀坐在一旁沉默不語,周恩來便和他談起滿族的風俗禮節。陳毅在旁邊風趣地說:“當年在北平讀書時,我還是你的臣民呢。你當時出來時,我們還想看看你這個皇帝呢。”

在輕鬆風趣、和諧親切的氣氛中,周恩來勉勵大家重新做人,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希望各位相信黨和國家,特赦後會信任大家,用上大家的力量。

周恩來問到鄭庭笈的家庭情況。講到家屬問題時,鄭庭笈心裡很難受。他告訴總理,他原來的妻子叫馮莉娟。1948年被俘後,他的朋友為馮莉娟準備好了去臺灣的船票。但是,當她聽到鄭庭笈被俘後在哈爾濱發表的講話後,就決定留下來,在海南島等候。1954年,鄭庭笈回到北京,因戰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無法解決家庭生活問題,迫於生活壓力馮莉娟決定和還在獄中的鄭庭笈離婚。

周恩來聽後沉思片刻,轉過頭去對張治中說:“那你們應該動員他們復婚嘛!”

不久,鄭庭笈和杜聿明、宋希濂到北京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舊宮大隊果木生產隊勞動。在此期間,張治中他們根據周恩來總理所囑,積極做著動員鄭庭笈和馮莉娟復婚的工作。

事隔近一年,1960 年10月19日,周恩來委託張治中在頤和園邀集黃埔同學聚會,他還記掛著這件事。周恩來一見到鄭庭笈,第一句話就問:“你復婚了嗎?”

鄭庭笈眼圈發熱了:“總理還惦記著我的婚事!”

在周恩來的進一步關懷下,1961年3月,鄭庭笈被分配到全國政協任文史專員,每天到文史資料委員會去上班。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還將馮莉娟調到他身邊做打字員,不過,她不必坐在辦公室裡,而是將打字機搬進了自己的住宅,而奉命取送材料的人,正是鄭庭笈。這樣,為他們夫妻重聚創造了條件。

不久,鄭庭笈夫婦終於重新恢復家庭關係。他逢人就講:“如果沒有周總理,我們夫妻不會破鏡重圓,我們的家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幸福。可以說,周恩來就是我們的紅娘。”

周恩來還是著名維吾爾族男高音歌唱家、總政歌舞團國家一級演員克里木的婚姻介紹人。

克里木在半個多世紀的藝術生涯中,創作、演唱了大量富有新疆民族特色、風趣幽默的歌舞節目,多次榮獲全軍和全國大獎,其中《阿凡提之歌》、《塔里木河,故鄉的河》、《庫爾班大叔你上哪兒》等膾炙人口的金曲已成歌壇經典。

有趣的是,克里木曾多次自豪地向外界披露自己與愛人古蘭丹姆的愛情祕密:是周總理親自點了他倆的“鴛鴦譜”。

原來,克里木年輕時就一直“暗戀”著新疆軍區歌舞團最靚麗的舞蹈演員古蘭丹姆,但在當時的特殊年代,純美的愛情只能藏在心底,不敢表白。

1964年6月30日,克里木在中南海為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彙報演出,周恩來總理讓他演唱《達阪城的姑娘》,克里木則提出一個要求,想請一位姑娘伴舞。

沒想到,周恩來一眼便挑中坐在臺下的古蘭丹姆。

克里木心中暗喜,兩人一唱一舞,配合默契,表現出色。

演出結束後,洞察秋毫的周恩來看出克里木深愛著古蘭丹姆,便笑著給在座的部隊領導下達一道“特殊”命令:“明天就為克里木與古蘭丹姆舉行婚禮,我也參加。”

翌日,1964年7月1日,克里木果然夢想成真,與古蘭丹姆喜結良緣。

周恩來真的親自到場祝賀,還帶來一瓶茅臺酒助興。

(《世紀風采》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釋出,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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