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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雜誌: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學縮影

  • 小白兔

  • 2018-10-12 17:17:20

  孟繁華

編者按:10月8日,由北京市委宣傳部、市新聞出版廣電局、市網信辦、市文聯共同主辦的第三屆北京十月文學月啟動,以“文學與時代同行”為主題,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文學成就,為北京文學在新時代的發展建言獻策。是日,鐵凝、王蒙、李敬澤、李存葆、謝冕、舒婷、樑曉聲、周大新、葉廣芩、劉慶邦、劉心武、歐陽江河、西川、孟繁華、林白、肖亦農、範穩、張清華、方方、陳應鬆、張銳鋒、陳先發、呂新、祝勇、麥家、邵麗、周曉楓、曉航、喬葉、徐則臣、張楚、弋舟、付秀瑩、石一楓等知名作家齊聚北京,慶祝《十月》創刊40週年。

“《十月》應國運而生,恪守天職,精心辦刊,匯聚名家,不薄新人。為時代和人民立言,無論四季,總有豐美收穫。”這是中央委員、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著名作家鐵凝為《十月》雜誌創刊40週年專門題寫的賀詞。在文學圈正是滿目瘡痍,一派蕭瑟的景象的1978年,當人們面對的是一片精神廢墟的時候,在北京市崇文區東興隆街一棟舊式木樓裡,一本名為《十月》的大型文學期刊悄然面世。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本創刊號依然可謂裝幀精美。

創刊號刊發的作品釋放出強烈的時代訊號。茅盾、臧克家、楊沫等文壇大家以文學宣示,劉心武的中篇小說《愛情的位置》和“學習與借鑑”欄目中久違的中外經典文學作品,無不昭示著中國當代文學劃時代的告別與開啟。可以說,《十月》選擇一個特定的歷史節點華麗登場,可謂開風氣之先。《小鎮上的將軍》《蝴蝶》《相見時難》《高山下的花環》《黑駿馬》《北方的河》《沒有鈕釦的紅襯衫》《綠化樹》《臘月·正月》《花園街五號》《沉重的翅膀》《天堂蒜薹之歌》《雪城》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詳的名篇相繼推出,不斷引發讀者的閱讀熱潮。

這篇文章為知名文學評論家孟繁華為《十月》創刊40週年所寫文章(有刪節),梳理了《十月》創刊以來40年曆史,點出了《十月》在當代文學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發展中的貢獻。

1978年創刊的《十月》,到2018年整整走過了40年。《十月》的40年,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改革開放40年文學的縮影。

重建我們的文學

《十月》創刊的時候,文學圈中正是滿目瘡痍,一派蕭瑟的景象。人們面對的是一片精神廢墟。文學的重新起步是艱難的,它要面對長期形成的思想戒律與藝術戒律,它們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條所設定的重重障礙。也許更為嚴重的事實是,因為長久的荒蕪和禁錮在讀者和批評者中所形成的欣賞與批評的惰性,文學每前進一步,都要穿越那嚴陣以待的彈雨和雷陣。這是那個年代文學的基本處境。因此,1978年創刊的《十月》和中國文學一樣,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重建我們的文學。我們發現,《十月》初創時期的編者們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創刊號上,他們專門設立了一個欄目“學習與借鑑”。刊出了魯迅的《藥》、茅盾的《春蠶》、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後一課》,並有賞析文章一併刊出。這些傳統的經典作品,在那個時代遠離作家和讀者已久。編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復文學與中國現代傳統和西方經典的關係。

在文學重建初期,《十月》在堅持相容幷蓄和現實主義精神的同時,也勇於承擔了社會批判的職責。就在這一年,發生了圍繞著《苦戀》、《在社會檔案裡》、《調動》、《女賊》、《假如我是真的》、《飛天》、《將軍,不能這樣做》等作品的討論及評價,並引發了1980年“劇本座談會”的召開。這些備受爭議的作品中,有兩部發表在《十月》上,這就是劉克的中篇小說《飛天》和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這一情況表明,在新時期文學重建初期,《十月》就處在風口浪尖上,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國文學觀念發生大裂變的時代。潛伏已久的現代主義文學潮流在這時浮出歷史地表。各種文體在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鼓動下洶湧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譚甫成的小說《高原》以及高行健的戲劇《絕對訊號》、《車站》、《野人》等,都發表在《十月》上。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現代主義文學傾向的作品一起構成了百年中國文學地震學的最大震級。應該說中國歷史是中國現代主義傾向文學產生的現實基礎,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導致了一代青年的懷疑和反抗意識,他們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現實的嚴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們找到了相應的表達形式。塞林格的《麥田的守望者》、貝克特的《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它》等現代主義文學經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這一文化傳播改變了他們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劑,迅速地調動了他們的現實感受,東方化的現代主義文學正是在這樣的現實和文化處境中發生的。現代主義在中國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極富悲劇意味的文學運動,它冒著“叛逆”的指責和失去讀者的雙重危險,擔負起社會批判的使命,並與人道主義一起重新構建了人的神話。那一時代的許多作家幾乎都經歷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沐浴,並以切實的文學實踐顯示了它不凡的實績,現代主義文學極大地提高了當代中國文學的文學性。

中篇小說的前沿陣地

從創刊至今,《十月》對中篇小說發展做出的貢獻尤其值得提及。刊物創辦人之一的資深老編輯、散文家張守仁說:“當時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幾萬字,所以發一箇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們一期就發三四個。從‘五四’以來,還從來沒有刊物這樣做。可以說,《十月》引發了中篇小說的第一個高潮。同時,我們抓緊時機,召開了一箇中篇小說座談會,把很多作家都請來參加,推動中篇小說這個體裁的發展。”事實的確如此。可以說,在中篇小說領域,能夠與《十月》雜誌抗衡的刊物幾乎沒有。《十月》的中篇小說獲得的全國性獎項(“魯獎”和“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有17部之多。更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這些作品的巨大影響力。比如王蒙的《蝴蝶》、鄧友梅的《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劉紹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張承志的《黑駿馬》、《北方的河》,鐵凝的《沒有鈕釦的紅襯衫》、《永遠有多遠》,張賢亮的《綠化樹》,賈平凹的《臘月·正月》,張一弓的《張鐵匠的羅曼史》、葉廣芩的《夢也何曾到謝橋》、方方的《斷琴口》等。都是三十多年來中篇小說最重要的作品。

新世紀以來,《十月》仍是中篇小說的主要陣地。新世紀以來發表的中篇名篇劉慶邦的《神木》、《臥底》,鄧一光的《懷念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荊永鳴的《白水羊頭葫蘆絲》,葉廣芩的《豆汁記》,東君的《阿拙仙傳》,呂新的《白楊木的春天》、蔣韻的《朗霞的西街》、方方的《斷琴口》、《塗自強的個人悲傷》、弋舟的《而黑夜已至》、東君的《蘇教授,我能跟你談談嗎?》、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借命而生》、陳應鬆的《滾鉤》、羅違章的《聲音史》、劉建東的《卡斯特羅》、荊永鳴的《出京記》、曉航的《霾永遠在我們心中》、張楚的《風中事》、嚴歌苓的《你觸碰了我》、胡效能的《生死課》等;同時發表了張承志、李敬澤、南帆、周曉楓等一大批當代散文聖手的絕妙好文。另一方面,《十月》重視中、短篇小說青年作家的培養。1999年,《十月》開闢了“小說新幹線”欄目,意在推出“富有潛力又未引起廣泛關注的青年作家”。近二十年來,推出了80餘位青年作家。曉航、葉舟、陳繼明、魯敏、津子圍、喬葉、馬敘、徐迅、王秀梅、東君、鄭小驢、付秀瑩、李雲雷、朱個、吳文君、張寒、王威廉、祁媛、小昌、於一爽、西維、謝尚發、蔣在等青年作家,通過《十月》的舉薦,逐漸成為當下一線的小說作家。而蔡東、文珍、陳再見、孟小書、鄭小驢、李清源、畢亮、劉汀等80後作家,也日漸成為《十月》的主要作者。

堅守文學精神高地

長篇小說是《十月》2013年開始經營的一個新品種。但是,發表長篇小說也是《十月》的一個傳統。1981年的四、五兩期,連載了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以改革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小說發表後雖然引起各方面的爭議甚至非常尖銳。但通過修訂後,小說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1983年四期的《十月》,發表了李國文的長篇小說《花園街五號》。小說通過一座特殊建築發生的故事,深刻而生動地講述了政治文化與社會歷史變革的關係。那裡既有刀光劍影鐵血交鋒,亦有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它實現了作家通過小說“是想為在這場變革中,披荊斬棘,衝鋒陷陣的勇士、鬥士唱一支讚歌”,“是替他們吶喊:大家來關心這場改革,支援這場改革,並且投身到這場改革洪流中來”(李國文語)的情懷和期許;1991年四期,《十月》發表了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紐約》。小說開啟了另外一種風尚,這種風尚可以概括為中國人在美國的成功想象。那個時代,文學界有一種強烈的“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一種強烈的被強勢文化承認的心理要求。這種慾望或訴求本身,同樣隱含著一種“悲情”歷史的文化背景:越是缺乏什麼就越是要凸顯什麼。因此它是“承認的政治”的文化心理在文學上的表達。

《十月》不斷髮表的高品質作品,得到了讀者的認可,它的發行量曾達到過60餘萬冊。對於一家大型文學期刊來說,這不啻為天文數字;另一方面,《十月》的辦刊思想和整體形象,也得到了中國一流作家的認同和肯定。《十月》造就或舉薦了許多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同時仍在培養當下年輕的作家。當然,80年代的文學輝煌已經成為往事,它只可想象而難再經驗。但是,通過刊物發表的作品和刊物主政者的表達,我們看到的是《十月》的傳統在文學舉步維艱的今天,他們仍然堅守在文學的精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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