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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就像一棵樹,故事沉澱在年輪裡

  • 小白兔

  • 2018-10-12 14:41:30

廣州今日,舊城和新城的無縫銜接,前景為老城區越秀區東湖公園,遠景珠江北岸為天河區珠江新城CBD,南岸為海珠區琶洲新區。(視覺中國/圖)

全文共8397字,閱讀大約需要18分鐘

廣東文化標本觀察巍巍南嶺,如一道屏障,隔開了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締造了南嶺以南這一特殊的地理單元。再往南,則是浩瀚的海洋。廣東就處在這山海之間,北枕五嶺,南瀕海洋。可以說,正是既封閉又開放的自然地理環境,造就了廣東的人文歷史和文化。2017年廣東旅遊總收入1.2萬億元,佔全國五分之一。從中國旅行版圖上的弱感存在,到今日的逆襲成功,廣東卻依然低調,罕見電影、民謠、抖音式的植入營銷。看來,是時候講講它的地理故事了。本文首發於南方週末 未經授權 不得轉載

文 | 李若瑄

廣州很像一棵樹。

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囂、趙佗率領50萬大軍統一嶺南、建造番禺城(任囂城)起至今,在長達2200多年的歷史中,這座城市在不同的時代呈現著不同的風貌——從海水湯湯浮丘點點,到沙洲堆積陸地成片;從瀕臨海洋到遠離海洋,從彈丸之城到國際都市……將廣州歷代的城市地圖疊加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圈圈不同時代的城市邊界形成的年輪,年輪的中心是最早的廣州城,而一圈圈邊界是每一次城市擴張留下的痕跡,兩千多年來,廣州就像一棵樹那樣生長著,將歷史與文化沉澱在層層年輪裡。

1

山川形勝,滄海桑田

公元前214年,當任囂和趙佗觀察廣州的地形時,一定大聲讚了一句:“好!”他們為什麼要叫好呢?四百餘年後,東吳的歩騭來到這裡,給出了答案:“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兩千多年前,在任囂們的眼中,這裡北面有山可以作為屏障,南面遼闊的大海與三江相連,物產豐富,利於舟楫交通。山海之間,高崗臺地可以營建宮室,免受海潮侵襲,平原谷地則土壤肥沃可事生產,是一處既可順江進攻,亦可據而守之,還可退避海上的戰略要地,因此“宜為都邑”。

對比古代文獻的描述和今天廣州的地理風貌,會發現變化非常大,最顯著的莫過於海岸線的南移。兩千多年前的廣州,“負山帶海,博敞渺目”,如今距離廣州最近的海岸在100公里以上,海岸線變化之大世界少見。造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巨集觀上看是由於以西江、北江和東江為主的珠江水系匯流入海時,攜帶的泥沙堆積在珠三角淺海溺谷灣,形成複合型三角洲,將海岸線逐漸南推;而微觀上則是因為珠江、流溪河、沙河、文溪等在珠江北岸堆積河道沙洲,淤積成陸,加上歷代人工圍填,迫使珠江河道收緊、南移。這些陸續新生的陸地稱為珠江平原,是廣州城市擴張的基礎。

儘管廣州風貌一直在變,但基本地形結構卻沒有太大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區域:北部白雲山山地,中部越秀山丘陵地和廣州臺地,南部、西部和東部珠江平原,海拔高度依次遞減,呈現出北中高三面低的狀態,城內溝濠水系多自北向南匯入珠江。歷代營建廣州者,無一不是以白雲、越秀為御,在臺地建造宮署官衙,沿著平原的生長方向擴大城市範圍,開闢市廛和民居,從這個角度看,廣州其實千百年來一直未變,只是越來越大了。

2

秦漢:越城作起點,商機海上來

今天的北京路366號,是秦漢之際南越國的宮殿遺址。以此為中心,北至越華路,南至西湖路,西至華寧裡,東至芳草街的範圍,就是南越國國都——越城所在地。

越城古稱番禺城,為了與三國東吳歩騭重建的番禺城區別,後來取南越國的“越”字稱為“越城”,也叫趙佗城。越城不是從一片白地建成的。而是趙佗增築秦代南海尉署任囂城所得。根據《竹書紀年》《羊城古鈔》《廣州記》《南越志》等古籍說法,任囂城再往上追溯則是楚國的楚庭(五羊城)、越國的南武城和吳國的南武城,從最早地處番山和禺山一帶的小城(今城隍廟到永漢戲院),依次增築擴大,到南越趙佗時期,已是一座長十里的城池了。

把越城的範圍置於今天的廣州來看,狹小得不足一哂,但廣州成為“千年商都”和貿易大港的征程便是從這裡拉開序幕。事實上,早在先秦時期,嶺南先民就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開闢了以陶瓷為紐帶的交易圈,任囂、趙佗平嶺南之後,秦王朝調發了50萬人前來開發嶺南,又以商人居多。商人逐利的天性令他們迅速融入嶺南先民的交易圈,並憑藉自中原帶來的先進手工業技術進一步擴大了交易範圍。他們將珍珠、玳瑁、犀角、象牙、金銀器、玻璃等奇珍自海上運到越城,又從越城運走漆器、陶器、青銅器、布匹、絲織品等,很快,越城便作為嶺南都會而聲名鵲起。

南越王墓博物館收藏的錯金銘文銅虎節是用以徵調車馬的信符,具有楚文化特徵。(視覺中國/圖)

位於解放北路象崗山上的西漢南越王博物館,是南越國第二代王趙昩的陵墓,其隨葬珍品中有一件來自波斯的蒜頭紋銀盒,充滿異域風情的盒身上,按照漢代銀器的特點加裝了圈足和蓋鈕,並在器身留下銘文,可謂最早的中西合璧,不僅證明了當時海外貿易的存在,也從側面體現了手工業技術水平。

西漢南越王博物館收藏的蒜頭紋銀盒。(視覺中國/圖)

越城的繁榮持續了數百年。即便南越國於公元前112年被漢武帝所滅,越城從一國之都變成交州管轄下的一座城,但它非但沒衰敗,反而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因貿易之故愈加繁榮起來。《漢書·地理志》描述其“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公元217年,交州刺史歩騭因越城經濟發達,將交州州治從廣信(今天梧州、封開一帶)遷來越城,並擴建城池,是為歩騭城。

從晉到唐,因226年孫權分拆交州而得名“廣州”的這個中國南方重鎮沒有明顯的擴大,但城市卻是人口眾多,越來越繁榮。到什麼程度呢?《南齊書·王錕傳》裡記錄了一條當時民間流傳甚廣的說法,說廣州刺史只要從城門經過,就能收得三千萬錢。說明當時的商品貿易主要集中在城門近水一帶,方便運輸。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與海外的交通往來更加頻繁,當時已經有比較成熟的遠洋航線,從錫蘭(斯里蘭卡)到廣州,大約50天便可達。

佛教在晉代自海上傳來,第一站便是廣州。迦摩羅尊者是第一個從海道進入中國的梵僧,他在廣州城西建造的三歸寺和王仁寺,是嶺南最早的寺廟;隨後高僧曇摩耶舍在今光孝路建王園寺(光孝寺前身);禪宗祖師達摩在今下九路附近“西來初地”登岸,並建西來庵(華林寺前身)。

3

唐代:州城三重,嶺南都會

進入唐代,得益於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的發展,廣州成為四大港口之一(廣州、泉州、明州、揚州),並與揚州、汴梁並稱全國三大商業城市。每年從海外來此做生意的商船多達四千餘艘,一到舶期,每日可徵得高達15萬兩白銀的稅收(以清末白銀計)。當時廣州城已經發展出內港碼頭和外港碼頭進行分流。內港有坡山碼頭和蘭湖碼頭(今流花湖一帶)。坡山碼頭即如今惠福西路五仙觀所在地。漢唐之際,坡山是一座海拔約20米的丘陵,其西為珠江,由於水面太過浩蕩,當時被稱為“珠海”,也叫“小海”,與“大海”獅子洋相對。早在晉代,坡山就已闢有渡口,到了唐代,這裡由懷聖寺光塔引航,主要用來停泊外國商船,遙想當時,自坡山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必是水波浩渺,帆桅林立;如今拾級而上登五仙觀嶺南第一樓,卻只見綠樹成蔭,煙火成片,不由得讓人對滄海桑田有了直觀的體會。

外港碼頭也有兩個,分別是在今香港新界的屯門碼頭和今黃埔廟頭村的扶胥碼頭。扶胥碼頭位於東江與珠江匯流入海處,是古代往來商船必經之處,隋唐時期這裡已經建有海神廟,千年來,已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商人在這裡虔誠朝拜,祈求海神保佑航路平安,生意順利,將未知的惴惴託付於神明之前,然後奔向廣闊的海洋。

商業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令廣州城的人口也隨之激增,舊有的步騭城便顯得無序而逼仄了,於是整個唐代很大的精力都放在城市改造上。首先是杜絕火災。廣州向來竹木繁茂,兼之氣候溼熱,水網密佈,當地人習慣以竹茅茨一類的植物搭棚建屋,且隨意搭建,不講排列,常常引發火災。唐朝兩位被遣往嶺南的官員宋璟、楊於陵便先後教居民用磚瓦代替茅竹,有規劃地建造房屋,杜絕火患之餘,城市也變得井然有序。舊歩騭城街道狹窄,火災時容易發生連燒,杜佑擔任嶺南節度使時,下令擴大街道,把東西向和南北向的主幹道拓寬,內街小巷則拆除雜亂密集的建築加以疏通,以息火災。

唐之前,廣州城都是單城;到了唐代,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結構複雜化,需要整個城市各區域有更加清晰的功能劃分,以便能夠高效管理,因而,唐代在步騭城的基礎上,將城南珠江新淤成的平原納入,從南向北分為南城、子城和官城。南城瀕江(岸線在今一德路、萬福路一線),船隻停靠於此,為商業中心區;子城即步騭城;官城為官衙機構所在(今財政廳)。一條南北向的主幹道從刺史署直通江邊,這是如今的北京路,江邊有廣陽館,用來接待官員和使者;又有一條東西向的主幹道與北京路相交,橫穿全城,這是如今的中山路。當時,官員和使者自城南碼頭下船,沿著南北主幹道穿過三重城,所見皆為繁華壯麗之區,盡顯氣象。

早在南北朝時期,就有阿拉伯人定居廣州,落地生根。到了唐代,情況更甚。例如開元年間,廣州已有第五代土生番人。據統計,唐代廣州番人約達12萬,而至開元年間整個廣州人口至少30萬,唐代廣州可謂名副其實國際化都市。唐政府先後設定舶司、市舶使和嶺南市舶司來管理對外貿易和番商事務,後因華夷雜處,相誘為亂,故在廣州城以西闢出番坊供番商居住,範圍大抵北到中山路,南達惠福路和大德路,西抵人民路,東達解放路。番坊中居住的大部分是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他們在番坊建造光塔,每到禮拜之時,就會有人在塔上呼喚信徒來做禮拜。光塔臨近珠江,通體光滑潔白,久之亦被當作引航燈塔,守護著來往船隻。

位於光塔路上的懷聖寺。(視覺中國/圖)

到879年,黃巢兵圍廣州時,垂涎廣州貿易獲利豐厚,攻城時手下留情,只攻破子城,希望朝廷能封他為節度使,想做個割據軍閥樂得逍遙。多次“乞官”未果,被徹底激怒的黃巢血洗了廣州城,發誓跟唐朝幹到底,隨後淪為和張獻忠不相伯仲的屠夫,這是後話了。

4

宋明:內濠興起,水運繁盛

如果有時間拿著一張明代甚至是宋代的地圖,去走一遍廣州老城,會發現城市的格局變化似乎沒有想象中那麼大,雖然有的地方已經消失,有的地方名稱已經更改,但對照著地圖,仍舊能夠辨認得出個大概。如今的老城,早已不像唐代時那般雜亂不堪,得益於兩宋時期對廣州城市的規劃改造,縱橫的街巷將城市分割得條塊分明,奠定了今日廣州老城區的格局。除此之外,宋代經明清流傳至今的,大概就是建立了城濠水系格局。東濠湧高架下,被整治一新的東濠湧流水清澈,兩岸花木扶疏,景色宜人,經常有孩子在河湧的親水平臺嬉戲玩耍;玉帶濠和西濠化身暗渠,默默地穿流在城市街道的下方,誰能想到,這些看似普通的小河湧,曾經為廣州城的貿易交通做出了重大貢獻。

廣州城對於自然山水的改造利用,要追溯到魏晉時期。當時由於廣州城近海,每逢漲潮之時,海潮倒灌,江河水就變成鹹水,無法飲用。白雲山菖蒲澗有溪流名甘溪,交州刺史陸胤開鑿溝渠,將甘溪自城北引入城中,並建水塘蓄水,供民取用,從此,甘溪成為古代廣州居民飲用水的主要來源之一。甘溪被引入城以後,改稱文溪,向南流經越秀山東麓後,分東西兩支繼續南流。東支流仍叫文溪,經今小北路、倉邊路匯入珠江;西支流經今教育路、西湖路流入西湖,再匯入珠江,與蘭湖、洗馬湧、文溪蓄水湖等大致構成了當時城內水系的框架,初步形成城市水上交通,作為陸路交通的補充。

兩宋時期,廣州城迎來了一次大飛躍。這個時期珠江江面已顯著縮小,東關和西關平原逐漸出露,因此公元1068年,在南漢城的基礎上,先於子城東擴築東城,五年後又向西聯通番坊形成西城,成三城並立之勢,城市結構進一步複雜。不僅如此,宋代工商業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對珠三角的進一步開發,促使廣州周邊形成了8個衛星城鎮,其中有今天的獵德村、南海神廟廟頭村等。顯然,舊有的水網交通體系無法滿足城市劇烈擴張後產生的新需求,內外貿易的繁盛需要更加完善的水運網路系統相匹配,從公元1010年起,廣州在南漢水網的基礎上,構建了六條南北向的水渠,這六條水渠便是宋代的六脈渠,與東西兩濠和城南的玉帶河相連,再匯水流入珠江,形成了由六脈渠—內濠—珠江組成的三級水系。

縱橫交錯的濠湧曾給廣州的商業貿易帶來繁榮興盛。到今天仍保留的濠湧大多成為了廣州的新景點——圖為東濠湧。(視覺中國/圖)

新的水系網路讓水運交通變得更加便利,也使廣州的商業貿易更加依賴水道。沿著各條內濠,廣州城內形成了不同商業街市,陸路與水路共同劃分出更細小的商業街區,以獲得更多的臨水面和更加便捷的路上交通。彼時,大船自外洋駛入停靠在西澳、東澳口,船上的貨物由小船分裝後,靈活穿梭於城內各處,轉運速度極快。為了方便船隻貨物出入,兩宋時期的廣州開闢了很多城門。例如宋西城是主要的商業區,包括唐代的番坊,城內有大市,城外有西澳碼頭,這裡開闢七個城門,分別叫航海、朝宗、善利、阜財、金肅、和豐、就日(亦有文獻記載另有威遠、素波二門),直觀反映了當時的對外貿易情況。

進入明代,由於西江、北江來水減少,海潮頂託,珠江北岸泥沙淤積的速度加快,兩宋時期構建的水渠多發生淤塞,為了讓城內交通暢通,明代將宋代的三城合而為一,同時城內的六脈渠基本不再承擔航運功能,而只作為洩洪排汙之用。明代是繼宋代之後廣州的又一次大發展時期,在宋城的基礎上,向北向南開拓,從此越秀山成為了城內山。因城北屬於山地,向來沒有城濠,故明代在越秀山修建了鎮海樓作為監察眺望之地。鎮海樓至今仍矗立在越秀山上,以博物館的形式繼續存在,因樓高五層,被廣州人親切地稱呼為“五層樓”,早已成為廣州的文化標誌之一。

至於環城濠,西濠自古便是廣闊大河,歷代既是城防要衝,也是貿易船隻進出的主要水道,水腳碼頭很多,沿著西濠流向,由北向南形成第一津、第二甫、第三甫乃至第八甫,是西關最早的商業區,後來又陸續出現第九甫、第十甫……一共十八甫。直到如今,它們還存在於廣州的街巷名裡,這一帶也仍保留著不少專業的貨棧和批發市場。提起十八甫的起頭第一津,少不得說要說一句老廣俗語:第一津——冇譜(甫),用來指一個人或一件事不靠譜。為什麼第一津不叫第一甫呢?這是因為在宋代,第一津的位置是一個渡口,所以叫“津”而不叫“甫”。從明到清,西濠一直是繁華的商業中心,到了清末,各路富商豪強紛紛在此填濠爭地,迫使西濠從城濠變為明渠,再由明渠變為暗渠。渠上地面被建起了嘉南堂、新華、新亞等高達七八層的大廈,再不復舊時船隻往來不絕的景象。

東濠由文溪等山水彙集而成,共分四段,其中東濠東段到東濠口段常用於停泊外洋船隻,由於東濠一帶平原分佈不廣,東濠又易生洪水,所以這一帶基本沒有商業街區分佈。而南邊的南濠和玉帶濠,在宋代是廣州最繁榮的地點之一。南濠一帶有大市街、麻行街、瑪瑙巷、象牙巷、米市街,以交易高階奢侈品為主。當時主持修築宋西城的程師孟曾寫詩稱讚南濠的繁華雲:“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山海是為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明代因更南面的新城興起,南濠受城的阻礙,易於淤淺,失去了航運之利,漸漸衰落。民國初年修築海珠路,南濠變為暗渠,沉睡於路面之下。

就這樣,曾經在明宋時期發揮了巨大作用的城濠水系慢慢衰落,彷彿也預示著,延續了千多年的對外貿易體系即將發生鉅變。

5

清末民初:風雲跌宕,悲喜交集

經過兩宋和明代的擴張,廣州城的範圍北邊為越秀所阻,南邊囿於珠江,東西兩側有城濠,在珠江北岸已經沒有太多可擴空間了,因此,清代廣州的發展重點在於開發西關平原和沿江兩岸灘地。正是在這裡,廣州締造了近代百年工商業傳奇。由於沿江新增商業區在明城牆之外,為了保護林立的商鋪,廣州在城東和城西加建了城牆。新城牆自明城牆的東西兩側伸出,轉折直下江邊,形如兩翼,因此叫做“雞翼城”。雞翼城建成後,廣州的城廓基本穩定下來,直到1918年10月廣州市政公所成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拆牆築路工程,延續了數個朝代的廣州城牆大部分就此消失。

明時實行海禁政策,外國商人來廣州貿易,不能直接與市舶司打交道,而是要先到官設牙行處,由牙人代辦報關繳稅事宜。有了牙人從中周旋,市舶司不需費力便可坐收大量稅銀,久之越來越依賴牙行;而牙行也每每趁機貪佔稅銀,在提報市舶司之前與外國商人私下交易,虛報貨數,從中獲利,漸漸形成壟斷,到明末海禁廢弛的時候,廣州已有卅六行承包外貿。

清代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重開海禁,設立粵海關,一口通商,廣州成為全國唯一的對外港口,對外貿易地位空前強化,催生了十三行這個亦官亦商的群體。清代的十三行承襲自明代的牙行,指的是官辦洋商,後來出現的“買辦”一詞,最初就是指十三行商人。十三並不具有數字上的規約,只是一群行商的統稱。他們是“身家殷實,資財素裕”的商人,懂得各國語言,熟悉洋行商務,瞭解清政府的運作。這些行商的數目,最多的是乾隆二十三年的26家,最少是乾隆二十二年的4家,也有剛好13家的時候。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為了嚴格控制外國商人在廣州的行蹤,不許他們私自與中國人往來結交,清政府在珠江邊劃出區域,開闢一條新街供外國商人活動和居住,範圍大致東跨仁濟路,西至杉木欄路,南臨珠江邊,北抵十三行路的廣州文化公園一帶。新街建成後,十三行的洋行也隨之遷入街南,以便就近辦理洋務,街尾臨近河邊則是各國商人居住的房屋,稱為“夷館”。當時與廣州進行對外貿易的外商來自世界各地,據《華事夷言》中說:“十三間夷館近在河邊,計有七百忽地,內住英吉利、彌利堅、佛蘭西、領脈、綏林、荷蘭、巴西、歐色特釐啊、俄羅斯、普魯社、大呂宋、布路牙等之人,按此即所謂十三行也。”

描繪廣州十三行的銅版畫,1835年作,由陳瀅女士捐贈,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視覺中國/圖)

作為官方指定的對外貿易經紀人,十三行具有壟斷性的貿易特權,這種特權為他們帶來了財富的迅速積累,所謂“粵東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論斗量。樓闌粉白旗竿長,樓窗懸鏡望重洋。”很快,十三行粵商便於兩淮鹽商和山西晉商並稱為清代中國三大商人集團。道光壬午(公元1822年)9月18日,西關一帶發生大火,十三行被燒了七天七夜,燒化的銀水流入水溝,延綿一二里,可見當時十三行財力雄厚程度。

關於十三行,道光時期曾流傳謠諺稱“潘盧伍葉,譚左徐楊,虎豹龍鳳,江淮河漢”。其中的伍、潘、盧、葉正是十三行的首富。伍家的伍秉鑑,是行商之首,財富驚人,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時,他的私人資產已達2600萬銀元,是當時的世界首富。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對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50人的統計,都不忘將怡和洋行的伍秉鑑統計在內,與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和宋子文成為名單上僅有的6位中國人。

十三行買辦商人集團的崛起,推動了西關寶華街及上下西關湧住宅區的開發。這一帶即如今西關大屋的集中區,因當時的洋行多設在江邊,為了方便行走,很多富商都選擇在西關一帶建造房屋。清代後期,正是西風東漸之時,買辦商人們是最先接觸到西方文化的中國人群,西式審美多少也對他們產生了影響,於是,一種中西合璧的建築樣式漸漸出現,併成為一種經典的文化符號,這就是西關大屋。至今,西關大屋仍舊是很多人對嶺南文化的印象之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咸豐六年(1856年),駐紮在十三行地區的英軍,拆毀了十三行地區周圍大片民居,留下一片空地以防止中國軍民的偷襲。憤怒的廣州人民點燃了史稱的“西關大火”,使存在150年的商館化為灰燼,十三行的歷史從此結束。

清末,由於兩次鴉片戰爭失利,廣州的貿易地位在 19 世紀中期被上海及香港取代。為復興廣州商貿 ,兩廣總督張之洞除了在廣州推進洋務建設,興辦實業、發展教育之外,還接受建業堂等商戶意見提出了修築珠江堤岸的設想——“一經修築堤岸 , ……商務自必日見興起”。1889年,張之洞率先主持建造長堤,經他與後繼者的努力, 1910年完成築堤工程,1920年起開始修建長堤大馬路,至1927年完工。

伴隨著築堤工程同時進行的是馬路的鋪設和騎樓的建造。在張之洞的設想裡,築堤絕不只是水利工程那麼簡單,在他提出的關於築堤的具體措施中是這麼說的:“修成之堤一律堅築馬路以便行車 , 沿堤多種樹木以蔭行人 , 馬路以內通修鋪廊以便商民交易 ,鋪廊以內廣修行棧鱗列櫛比。……”引文裡的“鋪廊”即是騎樓建築,張之洞將堤壩的功能分為“行車”-“行人”-“商民交易”三個層次,構建出一種開放而富有活力的街道空間模式——騎樓型街道模式。這種模式被認為在推動廣州近現代城市和商貿金融發展方面有重大作用。

當第一段工程——天字碼頭段修成時,長堤大馬路一帶的鋪廊(騎樓)被商人和普通市民爭先恐後租下來開店做生意,價格暴漲,商業的空氣在這裡聚集。這些商人和市民也許並不知道,正是他們啟動了一條廣州百年金融街的發展序幕。

上世紀二十年代,隨著長堤範圍內加建了九座大型碼頭,這裡真正成為廣州的商務貿易幹道,各國洋商洋行和民族資本家紛紛選址長堤,搶佔“金灘”,不僅有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亞大酒店、大三元酒家、中央大酒店、廣州電影院、西濠電影院等商業、服務業實體,還擁有諸如銀行、保險公司、銀號、典當行等金融機構,例如位於今沿江中路193號、由孫中山親手創辦的中央銀行,它曾為國民革命、北伐戰爭提供了巨大的經濟支援。

隨著長堤的影響日盛,這種街道模式與粵商一道沿著珠江水系向廣西、福建、貴州、雲南、江西等地輻射。在上海、武漢、天津、南昌等大城市,騎樓甚至被視為“廣東街”的標誌,至此,騎樓成為粵商和嶺南文化的一個標籤。

廣州市越秀區大南路和文明路十字路口,四面都是廣州市的特色建築——騎樓。(視覺中國/圖)

從先秦到清末民初,廣州像一粒種子,在南海之濱、珠江之畔從幼苗漸漸長成大樹。一圈圈城市年輪走過的不僅是時間,更是一個城市兩千多年裡的自我成長,而今,古老的廣州城依舊扮演著這個城市的精神核心和文化初地。今天的廣州,作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經過40年的歷練洗禮、脫胎換骨,又將迎來大灣區的發展藍圖,而這,會是不遠將來繼續講述的廣州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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