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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洋:湄公河和日本有什麼關係,這事兒安倍也要管?

  • 小白兔

  • 2018-10-12 08:40:03

  日本能把手伸多長?看看這場會議就知道了。

10月9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東南亞湄公河5國(泰國、緬甸、越南、柬埔寨及寮國)領導人,在東京舉行第10屆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首腦會議。會上,安倍與5國領導人簽署了《東京戰略2018》,其中寫入了共同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明確了基於法治維持和促進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內容。

作為經濟大國,日本支援亞洲國家的繁榮發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東京戰略2018》里加入一些不太相關的私貨,不得不令人質疑其動機。這也不怪泰國總理巴育在當天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希望中日兩國的企業能合作幾個專案”。此番言論儘管令東道主有些尷尬,但也著實表明了湄公河5國的心聲。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9日,日本東京,第10屆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峰會舉行,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和越南領導人出席會議。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國內讀者對湄公河並不陌生,這條發源於中國唐古拉山東北坡的河流,在中國境內叫瀾滄江,流入中南半島後的河段稱為湄公河,流經中國、寮國、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幹流全長4909公里,是亞洲最重要的跨國水系,世界第七大河流。

由於湄公河流域具有較強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戰略價值,所以安倍政權對於該區域的關注一直未曾鬆懈。湄公河流域5國的總面積約為194萬平方公里,是日本國土面積的5倍,總人口為2億4000萬人,也遠多於日本人口。2007年-2017年湄公河5國基本保持快速增長,泰國的年均增長率為3.26%、緬甸為8.36%、越南為6.10%、柬埔寨為6.60%、寮國為6.94%(IMF資料)。可以說,湄公河流域未來的經濟發展前景值得期待。

同時,湄公河流域東西連線太平洋和印度洋,不論是海上運輸,還是陸上運輸,都是重要樞紐。由於日本國內市場有限,加之扮演川普政權“印太戰略”的最積極執行者,以及近年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了湄公河流域國家的經濟發展,深化了中國與該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所以日本對於湄公河流域的關注也開始不斷增加。

然而,安倍政權對於湄公河流域投資支援的目的並不單純。在奧巴馬政權時期,由於美方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影響,彼時安倍政權對湄公河5國的支援主要是為了遏制中國。比如,通過炒作南海問題來挑撥並拉攏該區域的國家對抗中國。現在,因為日本自身受到了川普政權的經貿壓力,需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所以安倍政權在發展與湄公河5國的關係時變成了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當然,從《東京戰略2018》中包含了“印太戰略”“南海議題”的內容來看,日本對於抗衡遏制中國的興趣並沒有完全消失,只不過因為時下的局勢而有所弱化罷了。

從地理位置來看,日本強化與湄公河5國的經貿合作令人不解,畢竟這是一條和日本沒什麼關係的河流。但這其實是日本長期以來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經貿合作的一個縮影,而戰後至今日本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就是在東南亞地區改善了自身的形象。

眾所周知,日本在二戰期間曾提出過“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並且還對東南亞國家進行過殖民統治。然而,現如今在東南亞國家中則鮮少能夠看到反日、仇日的現象,甚至在有的國家還不乏親日勢力的存在。比如,日本外務省2017年釋出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1%的東南亞受訪者認為日本是“非常值得信賴的”;89%的受訪者認為與日本有“非常友好的關係”。從曾經被日本殖民到現在對日本抱有積極好感,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結果,這就不得不說一說從1970年代開始實施的“福田路線”。

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日本恢復了國家主權。此後,日本開始重新建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之所以選擇東南亞作為外交試驗田,主要是因為在當時東西方冷戰的背景下,日本在該地區能夠有更多的自主活動空間。日本早期主要以進行戰爭賠款的方式來建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比如與緬甸(1954年)、菲律賓(1956年)、印度尼西亞(1958年)等國家簽訂賠償協議。通過資金賠償或資金投資的方式,來發展與東南亞的關係。

然而,日本早期的東南亞政策並不成功。從1960年代開始,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東南亞對日本的批判抗議加劇。1972年秋天,在泰國發生了抵制日貨的反日運動;1974年1月,時任首相田中角榮在訪問印尼首都雅加達之際,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日抗議活動。當地民眾阻礙了從機場到迎賓館的主要幹道,並且砸壞了800輛汽車,導致田中角榮在訪問期間一次都沒能離開賓館,最後還是通過乘坐直升機才前往機場。這對於當時的日本領導人而言,無疑是一件極為尷尬、有失顏面的事情。

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印尼,當地爆發反日抗議活動

印尼當時的反日運動通過電視直播傳到了日本國內,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究其原因,主要包含如下5點:(1)日本企業對東南亞的不均衡貿易、掠奪當地資源、輸出公害;(2)日本企業與當地特權階級勾結,腐敗橫行;(3)日本人和日本企業的傲慢無理引發當地民眾的不滿;(4)對日本過分炫耀自身繁榮的不滿;(5)對二戰時日軍殘酷暴行記憶猶新。

基於這5點原因,1977年時任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新的對東南亞政策,即“福田路線”。所謂“福田路線”,就是(1)日本不做軍事大國,願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做貢獻;(2)日本願構築與東盟各國心連心的信賴關係;(3)日本與東盟是對等的夥伴,日本支援東盟各國的和平與繁榮。

僅從字面來看的話,“福田路線”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如果結合當時的冷戰背景,那麼福田赳夫所提出的對東南亞政策則超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可以說完全出於經貿援助與合作的理念。也正是如此,通過此後長期的經濟投資、協助建設基礎設施等,才逐漸改變了東南亞國家對於日本的認知。因此,日本對東南亞的外交可以說是戰後日本最主要的外交成果之一,成功將從前“侵略者”的形象抹掉,變成了“支援者”。

2012年底再度當選日本首相後,安倍晉三於2013年1月在訪問印尼期間提出了新的對東南亞政策,也就是“安倍路線”——(1)重視言論自由等普世價值觀;(2)支援以通過法治處理南海問題,歡迎美國重返亞太;(3)建立自由開放的區域經濟;(4)充實日本與東南亞的文化往來;(5)推動日本與東南亞年輕一代的交往。

與“福田路線”相比較,安倍晉三所提出的東南亞政策明顯多出了有關意識形態的內容,而時下日本對湄公河5國的經貿援助也是建立在“安倍路線”基礎之上的。不過,相信對於渴求經濟繼續高速發展的湄公河5國,以及東南亞國家來說,任何夾雜意識形態東西都是值得警惕的,這不僅會造成經濟增長的不堪,而且還容易捲入所謂的地緣政治博弈之中。這是任何一個小國所無法承受的。

誠然,中國對東南亞的經濟援助要晚於日本,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則在短期內獲得了湄公河流域,乃至東南亞國家的廣泛接受。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一帶一路”倡議是完完全全的經貿合作倡議,不夾雜任何意識形態的東西,中國只不過是為東南亞國家提供了另一個選擇而已。因此,筆者認為我們不必擔憂來自日本的競爭,也不必擔憂日本是不是來挖中國牆腳,日本在過去幾十年裡對東南亞的耕耘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也有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只要做好自身,相信湄公河國家,甚至東南亞國家都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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